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城，高薪挖人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90年代的中国不像是后世，私企的薪水往往大大高于政府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在1992年，内地的处级干部也不一定能拿到500元月薪的时候，深圳的私企已经开出了1500元的薪水。

外资就更厉害了，他们的薪水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普通公务员的十倍以上。外企的传说也是在90年代初奠定的，那些初来中国的外资企业多是有名有号的大公司，稳定的福利和超高的奖金激励，令白领金领成为了全社会羡慕的对象。

90年代的下海潮，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和80年代的下海潮不同，90年代自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停薪留职的人们，并不一定会去做生意，还有很大一部人，是选择了去私企上班。

这在20年后，显的有些不可思议，大学生们削尖了脑袋考公务员进国企，怎么会有人抛弃编制跑去私企？

其实，如果将私企的平均薪水提高2倍，把公务员的薪水降低2倍，大家的选择就会再次出现变化了。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深究起来，90年代自政府部门停薪留职的公务员，多是在非权力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手握重权，有私人司机和专车的领导，全是私营企业主巴结的对象，自然不会傻乎乎的搞什么停薪留职。自企业停薪留职的员工也以地方国企为主，央企的福利和待遇远超下面的企业，人员的流动性也要弱的多。

不过，流动性再弱，终究是要流动的。

詹志芳细细思量，五倍的薪水，差不多是要2000元了。中船重工下属十几个船厂，要说没有人动心？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最让詹志芳揪心的是，中船内部吃的是大锅饭。水平最好的师傅比水平最差的师父，薪水差不了两百块，就这样，还曾经闹出过乱子来。

大华实业是私企，薪水的灵活性是很高的。他们要是给普通工人开五倍的高薪，那给技术最好的工人会开多少？

詹志芳虽然久不在工厂一线了，但他心里明白，别看一个工厂的车间有百十号人，往往就靠着一两个人撑着。诸如机装车间，电装车间，那一两个人今天请假了，大家就只能做杂货了，流水线是想流都流不起来的。依靠人工弥补机器效率的中国工厂非常多，除非无视良品率，否则总有少不了的人。

一个两个的工人退休或者被挖走，中船那么大的集团，总有办法来弥补。但是，如果是大批量的工人被挖走，会不会有车间被迫停工？会不会有船厂因此而陷入麻烦，这就是詹总需要考虑的地方了。

短暂的停歇后，詹志芳拿出手上b机，啪的一声，放在毛主任面前，道：“您看看，大华实业这样搞，岂不是要乱套？”

毛主任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虽然他和詹志芳都是副部级，但中船的常务副总和发改委的副主任，又岂能是相同的。

也是周围人多，毛主任才看了他的b机一眼，然后再将之递给其他人。

詹志芳态度非常强硬的面对苏城，道：“苏董，这件事你知道吧？解释一下？”

他是希望以态度逼苏城让步。

苏城却选择了针锋相对：“我觉得无须解释，这是我们企业的经营思路。人才的自由流动，是企业改革的一个方向。大华开出的薪水，是针对这些工人价值的。中船如果想留下这些人，你们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可以开出同样的薪水。关键的问题在于，工人怎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