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外语价值是非少高的。别的不说，即使是做外语导游，一个月的薪水超过万元也不稀罕，尤其是小语种的外语人员，各行各业都有需要，编制、房子、薪水是一样都不缺的。

以国企的顽固，派人出国学小学习的人要是学会了外语，十有是留不住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工厂调到研究院，让人家坐上办公室，再解决一点级别的问题，才有几率留下这样的人才。

但如此一来，六国学习的初衷也改变了。原本是学了技术操纵机械的，维修设备的，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懂外语的专业技术专家，其个人价值对企业来说也瞬间减小了许多。

以大华的思维，不如给更多的个将人留在最能创造价值的岗位上。

优秀的维修师傅能寸！企业节省几百上千万的成本，优秀的技术工人能给企业生产出几千上亿元的价值

这样的道理，要说国企不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但要他们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国企的薪酬标准都是上级部门置顶的，最高要上溯到国务院去。哪个企业能为了一个工人去找国务院。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固定的薪酬是非常有意义的，否则容易造成丛生等更多的问题其实，后世所谓的国家特殊津贴，就有调整人才价值的意思，但它那几百上千元，能拿到的也不多。

以工资标准来留人，从来都是私企的独家秘笈，国企要学是学不会的，成本会高到他们难以承受。

当然，国企最终是能采掘出一些独家秘笈的，比如说难能可贵的京城户口，要求很低的委培名额，自家干净帅气又美味便宜的食堂，水平高超有钱都搞不定的公立幼儿园，以及随物价指数上升的退休工资和廉价的福利分房……

市场需求和市场供应永远都是不协调的。在来临以前，总是需要一种东西来调节社会与人的关系。对现代人类来说，只有两个选择，万恶的金钱或者万恶的权力。

相比权力调节资源的丑恶，金钱简直堪称万佛升天。

当然，还有更理想主义的社会调节利器，道德品质。

可惜中国用5000年的历史证明，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谢薇薇等人以计委的眼光，着眼全局，竟然没有发现比大华更好的解决办法，一时间，谢薇薇突然有些恐惧。看到大华，未知的未来在她眼中变的更加未知了。

“那国企怎么办？”何涛问出了另外两人想问的问题：“咱们进口的设备越来越多了，国企要是留不住人，企业的成本就要上升，成本上升了，市场竞争力下降更加留不住人……”，””

王绍和谢薇薇的眼中都充满了忧虑。身为国家计委的年轻成员，他们确实有忧国忧民的资格，或者说是习惯。

杨明也是从国企出来的，想了想，最终摇头道：“国企没办法的，也许，苏董有什么办法吧。”

说到此处，他的语气好像真的相信苏城能解决这个问题似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