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家的报告都出笼了，简单的互相印证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我们调研的地方，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或者说，每个地方的问题都是极严重的。

刚出差回来的人，本想报告一番就回去洗澡睡觉。可是把各地的数据一看，主任就发话了：“得，都别休息了，开会吧。”

连续两天，开了三场会。头天还是体改委的人，接着就包括了国务院和发改委，然后又增加了相关的部委。

信息很快报告到了上面，会议的规格也越开越高，时间越开越长，最后上了常委会。

这个时候，媒体间的讨论还在继续，参与的人数看似没有减少，但参与者的级别却降了一个层级。

先前还发表署名文章的外贸部、政策研究所、国务院的同志，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是论点正确的人，也不再出言了。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论战已然尘埃落定，剩下的是如何处理实际情况了。这个时候，反对者不敢说话，赞成者也不想被卷入其中——若是被派遣治理三角债，说不定会好事变坏事。这可是火山口上的买卖。

中央的调子减弱了，并未立刻传导到地方上。

只有少数对政策敏感且熟悉高层动向的有心人，才能通过报纸上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查探到了上层动向。

这里面，自然不包括周市长和他的亲信童大林。

他们两个人，都是从运动年代走过来的“年轻干部”。在革委会的时候，就擅长以粗糙的手段战胜高明的战术。经过十多年的训练，两人如今手法已经政治许多，但仍不免用力过度。

周市长早些天就赤膊上阵，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文章，童大林更不用说，借了一屋子的人给他写文章，写一篇发一篇，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少说发表了10篇稿件，简直和连载差不多的。

有他们两个挑大旗，济南市府和地方国企以下，再没有说“三角债危机”的人。倒是一些不在地方管辖范围内的国企，如胜利油田或者大华实业这样的企业，才会频频露头肆意表达。

周市长对胜利油田无可奈何，林永贵的行政级别比他还高。但是，他对苏城的不听话就很不满意了。

不满积蓄酝酿着，到了3月中旬，终于爆发——周市长亲自署名的文章被《经济日报》拒稿了。

《经济日报》是中央大报，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超然，乃是中国主流经济研究的桥头堡和要塞，由于它直接受中宣部的领导，不理地方领导也是常事。周市长的文章被拒，放在任何时候都不奇怪。问题出在苏城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经济日报》，而且是相对显眼的二版。

鲜明的对比，令周市长近乎恼羞成怒。他对这篇文章充满了信心，自觉呕心沥血都不为过，竟然连报尾都没登上。“有人从中作梗”的想法，第一时间就塞满了他的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