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检查官的王文深站起身看着座于首席的法官。特别军事法庭与的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

随着检察官的声音在法庭上响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此时已经是面如白纸，豆大的汗水不时顺着额头滑落，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他只是在嘴边喃喃着。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铭刻着一句“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丶府的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的话，今天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的叛国罪！”

身为古先荣的辩护律师的李玉堂，这位曾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律系，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话音一出，法庭时顿时乱了起来。

听着法官的击锤声，同时大喊着“肃静”，李玉堂很满意这种效果，这正是自己需要的，把此案尽可能的扩大化，最终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在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范围扩大化，才能可能救回自己的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台湾， …… 志士谋独立， …… 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因此事曾被骂为“汉”。然！事出有因！以当时台湾国部份义勇军在台北城内阴掳掠、加上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的台北人如同脱离“人间炼狱”，因此这本是合乎道德，若只是因为此事而称其为汉，被视为太不中立、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过去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以免落得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之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声未落，整个法庭顿时再次哗然，无耻之徒有之，但是却未曾想见世间竟然有如此这等无耻之徒，将卖国行径诡辩为“合乎道德”、“解民倒悬”之为，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反而是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

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心头一恶，这些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这里是台湾，如果是在大陆，那些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的律师，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眼前的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叫什么来着……加腾六郎，这个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既然李大律师，这位毕业东京帝大法律系的高材生今天重提此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到一点，在被告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的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同年8月，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南进，协助镇压抗日有，以台湾绅士的名义，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荣。次年，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同时取得日方所给的盐和樟脑等专卖的经济特权，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获此经济特权的前因，在于其的卖国于先，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古先荣即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的活动……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时事谈”，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啦。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其次，就是我对警察官的意见。警官之中，难免有无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无视他们；他们是有资格，不可与他争辩了。”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的奋勇当先行侦察、并在过去的二十八之中一直坚定不移的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一边，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其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又谈何先前鼓吹殖民统治之言，在这里我想重复那首在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传唱的小调“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反对！”

王文深的话未说完，李玉堂就猛的站起身来大声叫喊道。

……

整整一上午，法庭上的辩论一直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检辩双方是针尖对麦芒式的辩论，到临近下午2点时，随着双方做出结案陈词，主审法官落下的木锤。

“辩论终结，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审理，被告古先荣还押……”

自战争爆发之后，位于西北市市中心的中国国务院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而作为国务院的主人，司马的一言一行也被的各界关注着，对于国人而言，人们关注着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空前膨胀的自信心，中国作为亚洲仅有的三个独立国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亚洲唯一的共和国，共和之后，尤其共和九年之后，中国的精神道路，是围绕着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运动，即使对平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总是离开它们的现实基础——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而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作全新的解释。

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这一时期，国家主义是共和时期的中国朝野精英们的共同精神，也是他们事业的内在驱力。自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洞开，在经历几十年的沉沦、醒悟之后，这种对国家发展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热情和关心，无疑是一种在近代危局下所激发出来的国家主义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往往会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国家建设问题看作自己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国家精英都参与了国家建设的大讨论。

而共和六年之后，信奉奉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西北在经济上、军事上获得的成，进一步刺激了国民，一时间国家主义成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塑造着新国家形象，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自己(国民)，这种个人和国家的一体化倾向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

共和时期的奉公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甘愿为实现目标而奉献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的英雄主义等形态，被国民精英阶层接受了下来，赋予他们毕生事业追求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斗志。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引进西方的新制度和新事物，传统儒学尽管作为国家文化传统被继承，但是却得到新的全释，“高、远、空”的虚学特质被摒弃，一种融汇了儒学n理道德与西方实学为一体的新文化正自然而然的在中国诞生。

而带来的这些改变，正是这个在国务院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年青人，不到三十七岁的司马，这个年青人对于很多崇拜他的人而言，他是上天派来的拯救中国的救主，中国的现在和将来。

作为一个需要崇拜领袖的民族，至少在现在司马充当了这个角色，尽管这个角色让司马自己感觉到恐惧，甚至于害怕。这一切当然不为外人所知，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家人也无法得知司马有些惶恐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