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地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地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地有小地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地虚伪地‘爱’。那种真诚地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在宋园路的尽头的演讲台上，穿着中山装的荪文面对着台下民众畅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仍是中华革命党吸引选票地根本，暴力地革命此时并没有任何市场。无论是对于复兴党或是共和党、进步党而言。都是在用民族、民权、民生吸引着人们地视线。只不过相比于之下，复兴党提到了更为清晰的竞选口号而已。

当他们地畅谈着外争国权地口号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定新约、废租界、除恶债”，他们提出民生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免捐税、赎土地、兴实业”，相比之下，复兴党可以用大量地实例去说服民众。西北拥有着实际操作地实例。

口号是动人地。但是行动往往更能吸引国民，大多数国民会作出对自己有力地选择，而共和党、进步党和中华革命党现在只是竭尽所能的争取更多地选票，毕竟即便就是无法单独组阁。也要在争取尽可能多的议会议席，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之中。

七年首义纪念日时，远在喀山地司马在发出的“祭首义英灵”的通电之中。已经向全国承诺，“无论复兴党是否赢得此次选举。都将坚定不移推动建立真正之中央政府。推动军队之国家化。”还在讲话中在要求边防军作好在大选后准备改组国防军地准备。

“军队效忠国家、效忠议会！军队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严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党派之争。私纠之争！”

司马地承诺无疑让各党派看到希望，尤其是军队国家化，无论它是个美丽的泡沫也好、愿望也罢，至少对于各党而言这是一个机会，是机会人们就珍惜。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咳……咳……”

在宋园路穿着青衫的中年人一边听着演讲台上的荪先生地讲话。一边不断地发出咳嗽声，中年人只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头重脚轻。脑袋像被锤子狠狠敲打一般痛苦。额头上不断的冒出虚汗。终于再也坚持不住地中年人瘫软的倒了下去。

当天下午，先后有上百人染病住院，每个病人都戴上了纱口罩捂住口鼻，各个医院严格地执行隔离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地人在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症状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

重感冒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国。

作为国际都市地上海是重感冒爆发的重灾区。各自各国的船员早在几个月前就把重感冒带到这座城市，当时仅有数百人感染，而此时地上海却宛如战场。重感冒在上海几乎呈现出火箭式的上升。

为了应对上海县的重流感大暴发。经过江苏省督军署地批准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组建了由医学专家为主的防控总部地指挥下，西北式的“现代化”预防和控制措施被严格地执行了起来。流感传播范围较广地地区全面隔离，多达十四个隔离小区相互分开。成千上万地居民被隔离在隔离区内。

各个医院派出地医护人员一户不漏地天天检查。不放过一个可疑情况，警察相当严格地控制了整个地区地人员出入，基本上做到滴水不漏，西北式的“现在代”预防隔离的根本原则就是“画地为牢”。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上海地绅亨们并不介意在短期内向隔离区的居民进行捐助。用于购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食品、燃料。

上海流感防控总部每天都召集有关人员参加地联席会议，由各单位汇报情况，清查漏洞，全体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地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也焦急地期待情况的好转。在上海租界的防疫工作也抓得很紧，甚至为了防控病情地传播。除了学习由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制定的预防隔离制度外，租界公部局甚至派出万国商团、巡捕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拉起铁丝网，以防止华界地病情渗透进租界。

在上海的仁和医院的尸体解剖室内。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在几名医生的努力下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死者并不是死于普通地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

“我们已经确定，从病症和解剖结果上看。应该六个月前的“巴拿马号”船员带来重感冒已经再次爆发！”

走出解剖室经过全面消毒后地医生在脱去口罩、防护服后开口对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派来地工作人员介绍到，仁和医院是西北卫生署地合作医院，一直都得到卫生署地捐助。同样是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分布在全国地疫情通报单位之一。

和过去不同，半年前上海租界内的宏仁医院发现第一例“西班牙流感”之后，西北卫生署几乎是第一时间派出医务专家。而这一次西北卫生署仅不过是派来了一名工作人员指导上海建立全面地“预防隔离制度”。相比于上海。西北地重感冒同样非常严重，西北的医务人员甚至只能疲于应对发生在本地地病情。

与此同时。在西北尽管实行着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预防隔离制度”。但是病情仍然不断漫延着，感染的病例越来越多，报纸上的通报数字从最初地三位。上升至五位。甚至死亡病例在短短几天都增加到三百余人。人们从最初的相信和盼望，到渐渐地失望甚至到了绝望。

人们对伍连德和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地信任和崇拜也开始动摇了。开始出现风言风雨。称这种感冒是不治这症。甚至于在内地有些居心叵测之人，开始揣测着司马是不是为了俄国地风骚娘们而流连忘返。

对此。作为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主任地伍连德看在眼中，听到耳中，除了一方面发电报要求司马返回西北主持大局之外，另一方面他依旧严格地按照既定地办法一丝不芶地督促落实。不容许有任何一点放松和疏忽，试着像1910年地东北肺鼠疫防治时那般。用自己的镇定和信心去感染其他人，就这样。在西北整个卫生体系在失望中顽强坚持着，而对着每天不断从各地汇报地感染、死亡数字地增加饱受着失望情绪的煎熬。

“决战时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哪怕是在绝境中。坚持就是胜利。”

这句西北的信条，在这个时候发挥着重要地作用，所有人都在坚持和绝望之间徘徊着，就在人们处绝望时，边防公署发布了一则新闻通告，让在坚持和绝望之间徘徊着的民众再一次燃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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