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辩论，唐浩然并不算是内行，但是相比于蔡绍基这位正牌的耶鲁大学出身的法律专家来说，他却多出了百年的见识，自然知道用什么去反驳他，同时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就像此时的辩解一般，这种“强制为民”的观点在后世已经被辩论了半个多世纪，唐浩然说起来自然是轻车路熟，而相应的蔡绍基却无从反驳他这些观点，因为他的出发点同样也是为了民众。

见其似乎陷入沉思之中，心知对方正在动摇的唐浩然，又接着说道。

“再说国内城市中胡同和农村的情况，述堂并不陌生，那么以你之见，以国内百姓的卫生习惯来说，是否有建立卫生警察，强制民众改善生活以及卫生习惯的必要？”

尽管明知道卫生警察的权力深入家庭对民权的损害，但是想到国内的现状，尤其是国内农村那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以及百姓衣服上积着的厚厚的油灰，蔡绍基还是鬼迷心窍似的点了点头，虽是赞同了警察的卫生权，但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大人，只是这警察的权力是否太过广泛，毕竟，如此以这一条例来看，警察的权力完全凌架于政府之上！”

“不是凌架于政府！”

摇摇着，唐浩然接着说道，

“而是依据政府的授权，实施这些工作，这些权力随时都可以收回来，而像协助宣传禁令、收税、管理户籍、普查户口等，这些工作的推动，本身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权威，而警察部作为一个强力机关，自然足以担负这一职责，至于这教育，虽说现在特区没有多少人口，更谈不上多少适龄儿童，自然也就谈不上强迫教育，可将来呢？若是某一家移民拖儿带女来到这，他为了挣钱不让孩子去学校读书，如果由教育专员负责，他需要先报告警察，然后再由警察出面处置此事，述堂，这是否有浪费人力之嫌？”

话峰一转，唐浩然又从行政成本上谈了起来，如果说泡了多年论坛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那就是培养了一张还算善辩的嘴以及转移话题的本领。

“而且教育专员需要分管一个学区，其又岂能每日深入社会查探其家中是否有子女未去上学？但是警察却不同，他每日巡逻于社区，对于社区内的百姓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其子女是否已经适龄，是否上学，如其不上学，他自然可以利用罚戒权对其父母加以惩戒，迫使其将子女送往学校。”

由警察协办教育，是参照后世山西以及日本的经验，后世山西用军人办学，通过军事命令强制推行教育，而日本则是用警察的强制力，于城中乡间督办，用警棍和罚款迫使农家将子女送往学堂，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成功，正是教育的成功使得日本迅速富强的根本原因。

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把教育作为振兴国家民族，后来居上的起跳板。明治政府为了把日本建成一个既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又能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上台伊始，便强凋教育的重要。把是否重视教育，作为考察各级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一些地方官吏因未能办好地方教育而引咎自裁。因此日本只用了50年的时间，就走完于英法等欧美国家在教育上用200多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为后来日本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