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桦的顶头上司是鲁刺史,他得完成鲁刺史交代的事情，哪怕是御史就站在面前，他也努力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樊路听了康桦的话,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康兄想好了？真的想要知道案件原委？”

京官与地方官员是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他们都是官,气质上却有着一些难言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存在于“常年跟在上官身边”以及“独自在外办事远离上官”的人之间，难言却又真实的存在着。哪怕是同一个人,他做京官和做地方官员的时候，都会有着些微的差距，很少人能够例外。

祝缨就是那个例外。

而康桦显然是个正常的案例。

康桦跟到樊路的话之后,脸色就变得有点难看了,祝缨乐得在一边看他们之间的交锋，一瞬间，她约摸就将鲁刺史、康桦以及阮、樊二人的心思猜着了一点。

等到阮芝打了个圆场，说：“这是御史台的案子,并不与贵州相干，只是询问祝令些事情，你尽可放心。祝令，好生安置康兄,你我谈一谈,可好？”

祝缨才说：“小吴。”

小吴躬着身进来,对康桦做了个“请”的姿态，恭恭敬敬地将康桦引到了别处静坐等信儿。

祝缨看了关丞一眼，关丞也缩着脖子跟着走了,关丞是一点也不想陷进这些事情里的。

祝缨对阮、樊二位道：“既然不是要审我,就请移步坐下慢慢说吧。”

阮芝道：“祝令玩笑了,我们二人客随主便。”

他的品级并不比祝缨高,占了“京官”“御史”身份的便宜，方才与祝缨能平起平坐且来问话，行动间对祝缨仍保持了些礼貌。并没有“天使”们常有的那种不将地方官员当人看的高高在上。

祝缨道：“请。”

一行人到了小花厅坐下，曹昌等人上了茶就都垂手退到一边，一声也不吭了。

樊路好奇地打量着祝缨，见她是个端正白净的年轻官员，一身简单的布衣，轮廓显得很柔和，虽不笑，却不让人觉得冷漠。这人年纪比自己还小一点，品级却已比自己高不少了，原大理寺出来的，也不知道有几分本领……

阮芝也看着祝缨，道：“祝令是大理寺出来的应该知道规矩，我们二人并不是来审问的，问些事情还要走。祝令也不必过于拘束。”

祝缨道：“好。”

她一看这二人，以前没见过，就知道这案子有点意思了。御史台自己没有监狱，是借的大理寺的监狱看押的犯人，所以御史台与大理寺之间交往还是比较多的。祝缨又是个有心人，御史台里的人她都认识。这两个人面生，就是她离京之后才到的御史台。

御史台与所有的衙门一样，都是吏比官多，在有数的官员中间还要刨去出缺的，想从剩下的人里找出俩祝缨都不认识的搭个班儿跑个两千七百里问个案子，这事儿就透着不寻常。

阮芝道：“为的苏匡的事来，祝令以前知道苏匡吗？”

祝缨不与他兜圈子，道：“我进大理寺的时候他就在了，我外放时，他仍在。”

阮芝问道：“其人如何？”

祝缨道：“精明强干。”

“何以见得？”

祝缨道：“调过他核完的案子了么？并无纰漏。外出推案也常能有所发现。”

樊路突然插言道：“所以你才荐的他？”

阮芝心道：傻子，他在大理寺十年，什么样的审问手段不知道？你竟想突然诈他？

祝缨不动声色，道：“我荐他什么了？”

樊路道：“就在你离京之前，他的考语……”

阮芝忙打断了这个年轻人的话，道：“不要说与案子无关的事儿。”他忽然又问起了左丞。

祝缨道：“也是大理寺的老资历了。”

小吴从京城回来已带回了一些消息，然而从阮、樊二人的情况来看，事情似乎不止是窦朋要抓权那么简单。大理寺自己的事儿，窦朋必不会让御史台出手来查！祝缨有数，左丞可能也会从中吃点好处，苏匡更不用说。“精明强干”用在办案上固然是好，用在搂钱上必也能成个大贪。

但是，闹出去了终归是大理寺丢脸，能自家内解决是最好的。借了外力终究不美。

御史来的，就代表背后还有其他的事情。

苏匡最后的荐词是郑熹授意她写的，她可不值得御史台这么大费周章的。

她很警惕，多一个字也不说。

阮芝又慢慢问了一些苏匡和左丞的事情，并且问祝缨：“祝令这么评价他二人，可有什么依据么？”

祝缨道：“看他们断过的旧卷就知道了，一个锐气，一个稳重。苏匡办案是有一手的，也肯干。左丞经验很足。”

樊路突然发问：“你怎么不问问是什么案子？”

阮芝的眉头又皱了起来，祝缨道：“既然是案子。断过案的人就该知道无意间一句话就容易引出许多的麻烦来，不知原委的多余述说又容易引起误解，反而于案情不利。顶好是问什么、答什么。”

阮芝大声咳嗽了一下，道：“祝令在大理寺的时候，置办了不少产业？”

“嗯？”

阮芝又纠正了一下：“你曾为大理寺置产，是么？”

“是有一些。”

“还记得有哪些么？”问话的时候，阮芝的心情是难言的羡慕。他虽是才进的御史台，也常听人说起大理寺的祝三郎，一个面面俱到的“大管事”。大理寺可以说有权，也有些人能以权换财，但是在祝缨手上，大理寺一个断案的地方竟然不靠包揽诉讼而成了个富得流油、上下都阔绰的衙门，那是御史们都羡慕的。

祝缨道：“当年离任的时候我账本都交出去了。现在不能信口开河，万一记错就不好了。大理寺应该有旧档。”

祝缨办交接的时候有账。现在就有左丞当时的接收的收据。左丞签的名。证人是胡琏。三人都画了押。不过祝缨不打算把这些都告诉阮芝，她觉得这背后有事，并不想交底。

眼见她油盐不进的，阮芝只好吐了些实情：“苏匡侵吞了大理寺的公产，正在查他。只是有些证据却不见了，所以才来请教。”

祝缨道：“要什么样的证据？”

樊路要说话，被阮芝直接按了下去，阮芝道：“能有当年的产业名录是最好了。”

“我可不会私留大理寺的底档。”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樊路道：“祝令，祝前辈，我们不是来查你的。”

祝缨道：“就算是查我，我也是没有私留底档的。”

阮芝对樊路道：“你出去走走。”

樊路的脸色有点难看，阮芝定定地看着他，樊路黑着脸居然听话地出去了。阮芝将身下的坐椅住祝缨这边拉了一点距离，道：“樊路年轻人，说话难免鲁直着，却也是实情。若是查祝令，就不是我二人来这般说话了。出君之口、入我之耳，绝不对第三人讲起。”

“底档都在大理寺封存了。”祝缨说。不说还能写呢！奏本一上，八张嘴都说不清了。没影儿的事都能编它一编，她但凡说出一个字，她自己都难洗了。

阮芝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再次张开眼，对祝缨道：“是大理寺内有人告发了他。”

“告发他的人没有证据么？”

阮芝道：“还要什么证据呢？几个月不发钱米，算不算证据？”

“亏空成这样了？”

阮芝道：“他说他的钱财是来自妻子的嫁妆。”

祝缨心道：你从苏匡那儿问不到的东西，就想从我这儿问到了？

她说：“那就难办了，不定罪的时候可不能轻易查抄官员家的账目。”

“祝令有何可以教我？”

祝缨道：“我离开京城两年了，世易时移，我也说不好。”

阮芝起身作揖，祝缨也起身扶住了他。阮芝再三说：“还请不吝赐教。”

“早知如此，当年就不置办那么些个烦人的东西了。”

阮芝道：“已然置办下了，还望再费一回心。”

祝缨道：“不是我的案子不想问，知道得太多了终究是个麻烦。”

阮芝道：“本不是大事，我只管查案子，最后怎么结案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好吧，你们千里迢迢的来，实在不容易。”

“多谢体谅，我必不忘今日之事。”

祝缨道：“凡事都有个根儿。私卖官产，产业得在他手上不是？他接手的时候，是谁交割给他的？交割给他多少？”

阮芝道：“左丞倒是回忆起了一些，也写了个单子，也有几个证人。可是账本烧了，空口无凭。苏匡手下也有几个证人，都说没有拿到。”

“死无对证了？”

阮芝苦笑道：“办过案的都知道，账本烧了是个什么意思。不然，我也不用来这里了。”

祝缨道：“这样。当年我离京前他们查过我的账，你回去悄悄的调一下那个档，里头应该有你要的东西。”

阮芝又吐了一点实情，说：“早看过了。祝令离开时的账目是清晰的。左丞接手之后，又有苏匡参与，如今二人互相推诿，都指责是对方干的！两人都是办案的老手，轻易问不出什么来。”

祝缨心里捋了一下：哦，有人因为没有几个月没有发补贴，所以把苏匡给告了，但是一把火把大理寺的有关为账目给烧了。苏匡不认私卖官产，左丞也不肯背这个锅。但是苏匡嫌疑更大，左丞多少也有稍有一点不太干净的地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双方在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