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悦被她看得发毛，等走出老远，才问江照林：“她为什么要那样看我？”

江照林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喉咙发干地问：“你还记得何叔的事情吗？”

“我不是很想说他。”陶思悦略带抵触地道，“我也不想他死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阻止不了啊。”

江照林沉默。

过了一会儿，陶思悦又说：“我没有要怪他，就是觉得很遗憾。提到他的名字我会有种心悸难受的感觉，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以前觉得他人太好了，原来也只是个普通人。”

江照林露出落寞的神情，最后只说了一句：“算了。”

后来江照林开始学医，才知道这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在陶思悦不正确的认知里，何旭没有那么崇高。他收了沈闻正的钱，偏颇地劝告陶思悦不要报警，结果被陶先勇误认成是强奸案的嫌疑人，在维权的过程中承受不了社会舆论自杀了。

陶思悦从来是脆弱的，像一碰就碎的玻璃，接踵而至的打击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世界，乃至是信念跟求生的欲望。

对于那个年纪的陶思悦来说，无论是自身被侵害的遭遇，还是父亲的残酷背叛，亦或者是亲眼目睹的何旭的死亡，每一个都是她不能面对的现实。

江照林为此深陷怅惘。

他有时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陶思悦不用再体验那样的痛苦。有时候会因为独自背负这个秘密而感到异常的孤独，长久在羞愧与内疚中煎熬。

他无法残忍地将陶思悦深埋下去的记忆重新挖出来，又无法坦荡地面对何川舟的疏离跟冷漠。他用了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却只能跟当初的陶思悦一样，用逃避的方式去应对惨淡的现实。

直到陶先勇去世，各种相关的文章重新进入大众视野，陶思悦才断断续续地想起来一点。

可是维持了十多年的观念让她难以分辨事实，她开始饱受噩梦的折磨，在时隐时现的记忆中再一次变得敏感、消极、喜怒无常。时常对着镜子自言自语，然后又摇头试图欺骗自己。

美梦总是似假还真，可是一旦被戳破，就再也无法复原了。哪怕陶思悦织出来的那个梦也并不算多么美好。

韩松山的死亡消息传出来时，江照林刚做完手术。他看见新闻，请了一天假，去小餐馆里点了半瓶白酒，跟隔壁桌的陌生人笑着聊天。

等到深夜，他在楼下买了一袋水果，脚步轻快地回家。

陶思悦问他要不要去给陶先勇扫墓，江照林面带厌恶地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