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引来了不少人赞同，纷纷表示任辅臣等中国士兵不可信，这些反对者都是往日和中国同志有矛盾的军官，也有不少前沙皇时期加入革命的人，过惯了高人一等生活的他们哪能忍受昔日低贱的中国人和自己平起平坐。

苏赫巴托尔是前蒙古叛军军官，与舒米亚茨基领导的远东游击队合并后，借助穷党的力量逐步掌握了叛军大权。加上舒米亚茨基也是坚定地分裂蒙古，一心要将蒙古作为中俄屏障的穷党高层人物，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后，蒙古叛军武装已经成为部队的第二大武装派系。尤其是《上海公报》后的蒙古分省行动，导致蒙古高层普遍反对，大量激进年轻人加入叛军，部队已经膨胀到三个团近6千人左右。

颇有军事素养的他见到基洛夫投来的赞许目光后，出于一心要让立的心思，挥动手臂继续说道：“我们蒙古有句话，疮肉不割掉就会溃烂，所以我觉得应该对汉军士兵实施清洗，然后把忠诚的同志集合起来发动新攻势，分散汉军注意力，不让他们继续支持高尔察克匪帮。”

舒米亚茨基不是傻瓜，中国士兵串通中国国防军的事情肯定有，但是否清洗他有顾虑。首先他觉得现在不是清洗的好机会，由于国内面临波兰，高尔察克匪帮的数面夹击，需要先解决欧洲。中国团虽然被南京政府视为叛军，但毕竟同宗同源，一旦清洗事件暴露势必会激起中国民间的普遍愤怒。导致南京政府迫于压力向高尔察克提供更多援助，莫斯科压力会更大。

所以他对这个命令持怀疑态度，以托诺茨基和总参谋部的能力看，是不应该发出这道有可能激怒中国的命令的，而基洛夫本身又是斯大林派的忠诚追随者，对最近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他也通过难民了解了一些，所以不想卷入进去。

其次随着杨秋实施社会改革。强行推行《程诚法案》和社会化改革，提高工人待遇，限制工作时间。维持低廉粮食价格，继续对东北等地区实施军管等措施后，使得穷党理论向东发展受到阻碍。仅去年派往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就有数百人被当地民众举报后被捕，几乎陷入全军覆没的下场！

任辅臣率领的中国团是为数不多的穷党思想支持者，一旦对他们清洗并曝光，穷党理论向东发展的机会将更渺小。没有中国通道，再想要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圈就必须向土耳其和波斯方向找出路，那样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将会更加激烈！

他想了想问道：“基洛夫同志，托诺茨基同志（托诺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部也是这个意见吗？”

基洛夫似乎知道他会这么问，从兜里掏出一封信：“舒米亚茨基同志！托诺茨基同志领导的总参谋部出现了错误，所以斯大林同志已经要求纠正，并向列宁同志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他给你的信。希望你们认清楚形势，拖住中国，发动革命攻势才是最重要，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妥协。”

舒米亚茨基打开信。信是斯大林亲笔写的，还附有契卡关于中国间谍渗透远东的报告摘录。信中措辞严厉地表达了他和莫斯科对远东这几年发展缓慢不作为的批评。认为远东西伯利亚第一师没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才导致中队大举进军西北。

这封信让舒米亚茨基有些发寒，虽然他远东地区的书记，但比起斯大林、托诺茨基、捷尔仁斯基和布哈林这些有希望成为列宁继承人的核心层，地位却低了很多，如果不能做出贡献。恐怕政治生涯就到头了。

基洛夫眯着眼睛，似乎对自己用斯大林的威信震住他非常满意，扭头自顾自的下达命令：“苏赫同志，扬诺夫斯基同志，现在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候了，去执行这个任务，一定要注意保密！”

一心驱逐汉民势力想让立的苏赫巴托尔立刻起身，和一位俄国团长一起走了出去，两位不支持清洗的军官本想发言，但看到舒米亚茨基都没说话，只得闭上嘴巴。

任辅臣并不知道自己率领的中国团转眼间就成了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和大家回到营地时已经是落日时分。

中国营位于雅库茨克西北10里，勒拿河畔的一片空地上，虽然大家因为信仰才来到俄国，但这里还保持着不少传统文化的影子。营地门口的晾衣杆上挂着过年时加工的咸鱼干，几位女同志一边埋锅做饭，一边悄悄絮叨对前景的担忧。

士兵也刚刚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全都围聚在营地广场上闲话聊天，既有憧憬公有公产梦想的，也有谈国内改革的。见到他回来连忙闭上嘴巴过来问好。这个细微景象让任辅臣越来越担忧，营地里的怪异气氛他其实很清楚，自从去年上海公报的消息传来，大家和他之间似乎就出现了很大的隔阂。

从海参崴逃出来时，中国团曾有3000多士兵，但在接连扫荡后，大半都已经悄悄离开回国，虽然中途也有不少人补充进来，但也仅剩一千出头点人马。由于俄军的不信任，他们中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又旧又破的老武器，全团甚至没有一挺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