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和一部分的国内娱乐、财经报纸都登载了这个小小的影业公司举行的大型酒会。
大家都能猜到，所谓一千五百万的注册资金只是做一个壳子而已，这个中华人影业，肯定是家底丰厚，他们要把大量资金，用在正式的电影拍摄上。
只不过，大家都在疑惑的是，以这几年香港电影市场低迷惨淡的情形，这些年轻人居然还如此高调的出击香港电影业，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已经有不少所谓的观察家和老资格的财经评论人在预言，这个公司不过是一群败家成性的富家子弟在玩票，等这个公司第一部电影拍出来，转眼就要把公司赔光。
尤其是在公司成立酒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华人影业年轻的总经理和艺术创作总监易青导演居然对记者说，他们这个公司要改变原本香港和国内电影资本运作，尤其是人力资源配置的模式――这令一些老前辈感到非常荒唐可笑，觉得年轻人真是异想天开。
传统的电影运营模式，就如普通人所知道的，都是――先由电影公司招募签约导演；然后由公司和导演找到剧本或拍摄题材；接着公司拨款或者找到投资商，派出监制监督整个电影的拍摄；最后由监制和导演组建招募演职人员，组成剧组进行拍摄。
换言之。传统的电影运作，只有监制和发行制片人员是公司地正式职员；导演是公司签约雇佣的人；除了这两方面以外，所有演员和其他剧组成员，全是临时雇佣来的。
多少年来。人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电影、电视剧都是用这种方式拍摄出来地。广大的影视行业工作者，其实是一群自由职业者。剧组成员之间，原本毫无关系，为了一个作品聚集在一起，拍完戏又各奔东西。
剧组成员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多的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在一起工作毫不熟悉，丝毫没有默契可言，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好容易经过一段时间磨合的可以了，戏又拍完了。大家又不得不解散了等待下一个戏，跟另一批人再重演一遍浪费资源的磨合期和默契培养期。
这种落后的草台班子临时拉的模式。实际上是导致了大量资源的叠加重复浪费，也使影视从业人员完全没有安全感，不能稳定地把心思和精力完全投入到创作中去。
然而重要的弊端还不止于此。
这种体制正是所谓三年不开工，开工吃三年，要想有工开，必须自己去找门路。
而这个门路，在中国。就是要依靠那些千丝万缕人际关系、裙带关系――影视圈八成以上地黑幕，九成以上的丑闻，皆由这种机制而起。
……
易青在建立公司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华人影业公司内部，先改革这种落后的运营模式。
他的作法，是在公司内部成立艺术创作部，再根据现代电影的编、导、演、摄、录、美、制片七个创作组成，把艺创部门成七个小组。
然后。以小组为单位，面向全社会、全行业搜集、网罗专业的、优秀地影视从业人才，用招聘的形式。把这些人聘为公司的坐班人员。
换言之，是用公司的资本，把整个剧组需要的要害关键部门的人才全部养起来。有戏拍的时候，大家开工；没戏拍的时候，回到公司写字楼里，大家在一起聊天上网，照样有钱发，一起等待公司的下一部戏。
这样一来，原本满世界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找门路地一群自由职业者，就变成了每天打卡上班出入写字楼的城市职业白领。这些影视从业人员们就可以把原来满世界求人找门路找剧组的时间，腾出来专心地考虑艺术创作本身的事。
更重要的是，工作拍戏的时候，这些人的合作伙伴全是天天见面，早已熟悉的公司同事，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工作习惯和能力，做起事情来得心应手，配合默契，大大提高了拍摄质量和工作进度。
当然这种新的运营模式也是有明显的弊病的。
第一，这样一来，电影公司的运营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一个月光是工资表要打老长老长的一大张单子，开销很大。
所以易青和孙茹请了专业会计师进行了反复的成本核算，制定了一个基本的工资制度初步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比方一个道具师从前接一个戏，拍六个月拿三万块，平均一个月五千块那么他在中华人影业的月工资标准可能就定在两千元左右。表面看起来好象是月收入少了，但是实际上，原本这个道具师可能三年都接不到两个收入三万块的戏，而现在却每月都有钱拿。这样算下来，实际上的收入一点也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一种安全感。
更何况，除了薪水之外，还有影片的票房提成。
因为这种新模式的另一大弊病是，因为大家都拿固定工资了，这种情形有点象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戏拍的好不好都是老板的，不关拿固定工资的职员的事。
对于这一点，易青借鉴了自己上次拍摄《两个人的奥运时的成功经验，根据一个剧组中各部门人员的多少和劳动强度的高低，核算出他们应分得的票房利润的比例――当然，如果某个电影票房赔钱。那大家就都没钱分了。
这样一来，就把职员们的工作和公司电影资本地盈利直接挂钩联系起来了，大家必须努力干，拍完戏才会有钱分；如果戏砸了不赚钱。职员和公司一起承担结果。
……
新的中华人影业集团办公地点在中环一幢新建的写字大厦里。目前公司规模还小，易青和孙茹没有买自己的大楼，只是租用了一层写字楼而已。
公司成立后地几天里，易青、孙茹、宁倩华和新招聘来的行政部门主管们,天天在开会商量新的公司制度、工资制度、管理模式这些问题，务求在细节上尽可能的兴利除弊。
这天早晨的例会上，易青又提出了在北京建立公司分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