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湾的地好像已经都不再种了，辛苦不说，靠天吃饭产量也不高，早些年就租给山里的村庄耕种，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后山是一层层辛苦耕作的梯田，那条山路想起来真是畏途；前山却是可以玩乐的山野，时常留下我们轻快的足迹。以前紧挨坟园、柏树常青的前山就是村里的屏障，那上面地不多，路也不陡，侧面还有个土场。机灵的男孩在树丛里时常能逮到松鼠，我们除了在上面挑野菜，也去摘野草莓、野葡萄、野酸枣，还有一种叫野龙瓜的果子。山上有一棵野杏树，长在够不到的山腰上，每年春天只能看着一树粉色的花在青山间妖娆地开放，好像没人吃到过杏子是什么滋味。我记得“植树造林”的年月，我和同学去山上采槐树籽给学校完任务。现在的前山，有一方我爸长眠的后土，我家的一部分祖坟也迁在这个山头。
村里农田最早都是用哗哗流淌的河水灌溉的，没有河水就改用机井，不但得花钱，还得排队才能浇上地。我家门前的小河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就不见流水了，还曾经见过小鱼的水渠如今修成水泥沟渠，里边是沤得发黑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小河有水大河满，一条条小河都干涸了，天水的母亲河——藉河也早断流了，下岗工人曾经种过菜的河道现在是“藉河风情线”的主体，流在半截河道的是经过处理的工业污水。
村里河坝的河堤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修建的。下乡知青住在专为他们盖的宿舍里，平时是各家各户派饭吃的。虽然他们看起来个个无精打采，但从穿着一眼能区分出来是“城里娃”。我记得他们回城前给村里演了一台节目，盛况空前，既是感谢，更是庆祝他们终于脱离苦海。我记住的是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蒙古族的长袍是玫瑰红和宝蓝色的缎子做的，束着宽宽的黑腰带，戴着闪亮的头饰，穿着彩色的长靴。女孩子高高跃起的矫健身影和翩翩起舞的身姿都让我难忘，村里人也都看得如醉如痴，其实最漂亮的姑娘就是村里的学生，但装扮起来格外不一样。
河坝两边后来建起很多自来水公司的取水点，若干年后河坝水位不短下降直至干涸，水源地取水也成了困难。今年回家探亲我才看到河坝上面变成了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应该就是收费站离我家一里之遥的天水—定西高速公路吧。
“小河子”的水平时不大，我们踩着河里的大石头就能过河。河滩里布满鹅卵石，其中也有萤石，我们捡一块萤石就可以当粉笔，到处胡写乱画。跳沙包时划方格可以用它，在墙上、地上写字也可以用它。冬天时小河边结出冰凌，一块一块像毛玻璃、也像透明的花玻璃，参差错落着，我们会掰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凌，看一会在阳光下变幻的花纹，再忍不住一点点舔掉。大河坝结成的厚冰可以玩“溜滑”，甚至坐个木板，前面拉后面推滑着玩，但小河子的冰是踩上去就会嘎嘣嘎嘣碎裂的，我可是领略过什么叫“如履薄冰”。
下雨天小河也会涨水。1978年夏天我奶奶去世时下了罕见的大暴雨，去城里采购的人在印刷厂下车，却被大河拦住了回家的路，家里人眼看着鸡蛋、肉、各种用品就在对岸却到不了手。往日温柔的小河成了一头凶猛的野兽，咆哮着从山谷滚滚而来，浑黄的河水像泥浆一样，眼看水越漫越高，几乎就要决堤。河水上面漂满木头，与巨石一起“轰隆隆”裹胁而下，甚至有猪羊被冲卷在水里，挣扎几下就被漩涡打下去不见踪影。那声势比我遇到的地震更惊心动魄，原来河水也有暴虐的时候。万幸洪水没有决堤，傍晚时分水位总算下降了。我家安葬完奶奶，大哥和村里的劳力挖沙、拉石头忙乎了好些天，大姐、二姐也跟着去帮忙了。
那是我唯一见过的一次山洪爆发，随后河上修了一座简易的木桥，再之后修路也都留着几个桥洞。不过现在河道早干了，连桥也省了，一段水泥路面横着河床直通两边马路。今年回去看见河床挖得沟壑纵横，工程车忙碌穿梭，规划中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物流园”大概已经动工了。
小河边上曾经有一片杨树林，我们秋天会去里边扫树叶烧炕用，在两棵树之间翻几个单杠是足以开心的事。我那时笨得翻单杠都经常不知道从前面翻好还是从后面翻好，看到伙伴们身轻如燕能翻比自己还高的高度只有佩服，上树的本事我也一直没学会。在草丛里捉只秋后蹦跶不动的蚂蚱更是开心不已。树林边有很大一片开阔地，村里人叫“大地”，到包谷成熟时我们也去学着“狗熊掰苞谷”，不过不能掰一个扔一个，随手扔在地里，得扔到背后的背篓里。掰完苞谷，等大人们运走收获的苞谷棒子，我们就开始野炊了。苞谷地里一般都套种着黄豆，已经干了的苞谷叶和黄豆杆都是现成的燃料。在地埂上随便挖个坑，把玉米横着架上去，塞几把苞谷叶和黄豆杆，就地开始烟熏火燎地烧烤。玉米多半时间烤不熟，但等黄豆杆烧光了，光秃秃的杆上就只剩豆夹了，绿绿的豆子从熏黑的豆荚里绽开。半生不熟的玉米和黄豆吃得满嘴发黑回家，心里却美滋滋的。
“大地”旁边有块地以前是队里的菜地，我印象中爷爷曾经在那里种西红柿，我去给他提过吃的喝的。爷爷穿着无袖的白布汗衫，戴着草帽蹲在地里给秧苗掐尖、打叉，用马兰草绑架子，每一棵苗都被他侍弄得如出一辙，地里干净得找不出一棵杂草。他很少有工夫在地边看菜的草棚里歇息，像他那样把公家的地当自家种的人还真不多见。我妈总是遗憾，爷爷才刚看见好日子的头，没享一天福就走了。
对了，我们村能被远近人们都知道的是村里的学校，窝驼学校是远近村子的孩子都来上学的地方，所以规模一直比较大，以前都是从小学设到高中的。我最初上学时学校教室不够用，一、二年级被安排在解放初没收的地主家小木楼里，三年级倒是搬到村中段临公路的校园了，可是用的是破旧不堪、留着刀痕笔迹，已经发黑的原木桌，泥和砖砌成的凳子。像样的教室我只坐了一年就转学了，不过这里毕竟是我启蒙的地方，还是有无数的欢笑和记忆留在母校。现在学校已经改制为从小学到初中，校园里有米色和粉色的两幢教学楼，升旗台、兵乓球桌、羽毛球场、单双杠、操场一应俱全，装个校园都是红色瓷砖地面，花园里立着一块“感恩”的小牌。当年给我代课的几乎都是民办教师，现在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分到这离城最近、通公交车的学校，大概都是幸运儿。我唯一能找到昔日影子的是校园里的老柳树，树桩短得不到一米，还有点歪脖，树桩上有空洞，但也长成比三层教学楼还高的大树，迎来送往着一届届的孩子。
我妈说有山里孩子在村里租房寄读，7、8岁的孩子提一罐浆水、一袋洋芋就撑一周，放学后生个火炉，锅里煮点洋芋条和自家带来的干面条，放一勺浆水，没油没盐的饭看着让人心酸，不知道怎么有劲读书。我听着心里说不出的沉重，觉得这没比我爸解放前读书的条件好，比我20多年前读书的条件更艰苦，不由想起韩寒一篇文章的结尾“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我87年考上复旦大学，我爸去公社办户口迁转手续，整个公社都传开了，但一问知道正是全公社唯一给孩子订了十多种报刊的人家，觉得也可以理解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我之后几乎再没听说有考到重点大学的孩子，学校条件倒是好了，可是上完大学的出路在哪里呢？既然前途未卜，就业困难，不如读个附近的中专或技校出来打工更实际些。十年砍柴在“进城走了十八年”之后感慨，“贫寒子弟的上升孔道将越来越被堵塞”，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村口曾经看着气派的商店已经有些颓败，早已风光不再，在高大的村委会办公楼映衬下相形见绌。办公楼据说是前些年耗资一百万盖起的，不知道在里边办公的有几个人？村口还盖了很多二层、三层小楼，有幼儿园、餐厅，沿路还有油坊、小卖铺、面坊，完全和任何一个北方的普通村镇没有区别。唯一的标识是村口作为路牌竖着的蓝底白字的村名——窝驼里。
我小时候对文革留下的唯一印象是村口新修的砂石公路上，两个汉子拉一根粗麻绳往两边一站，就是“拦路虎”。那会儿一天也碰不到几个过路车辆，但凡有远近乡村进城卖鸡蛋的、贩鸡的，统统拦下，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尚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山大王式的“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一幕觉得挺好笑。过了河坝，从我们村通往印刷厂的路上有两排白杨树。我10岁和姐姐步行7里路去天水郡小学上五年级，那时候没见过几辆车，老远一听见车鸣就停在路边，可以作为依靠紧抱的钻天白杨，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带监控设施的“环城路”收费站，24小时不眠不休地营业。过了这个明亮而气派的收费站，就算是踏上“进城”的路。甩在收费站身后的，是已经不再宁静的、渐渐远去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