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应该长我二十多岁，我和他其实就像隔了一代人，我只知道他是属猪的。我儿子也是属猪，算起来他现在应该是六十四岁了。我记得“金猪年”那年，同事里很多“封山育林”的准妈妈都激动地谋划着，要生个幸运的“金猪宝宝”。想起我大哥多舛的命运，我对这些迷信就有些不以为然。不过作为母亲，我能理解这种美好的希翼，我也希望我的儿子将来是个“幸运猪”呢。
我大哥才是年过花甲，已经半口牙都掉光了，耳朵也有点背，总是剃光的头发露出白色的发根。我妈说大哥已经是“苦得脱形”的半老头了，“苦”在这里当动词用，是下苦力的意思。他越老外形越像我爸爸，可是他的脾性是一点没有跟我爸。我爸只是退休返乡后当了半辈子农民，而大哥是扎根一辈子的农民，也是我家七个孩子里唯一留在农村的。
我爸1980年提前退休让大姐顶班，是一心想着安度晚年的，哪想回来后却全跟着大哥受累、受害了，也许老天是要我爸补偿对大哥小时候的亏欠吧。这些年我爸给大哥帮着要宅基地、盖院子、给大孙子娶媳妇、供给两个孙女上学、抚养小孙子，后来又帮着带重孙女、重孙子，几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且不说这中间更多的辛酸。
我大哥1947年出生时，我爸离开农村老家，在兰州就读于国立西北师院附师。他自己尚是个不到20岁，对未来满怀理想的青年，他好像羞于告诉同学他已经在农村成家，也不会说起他已经为人父了。结婚已经2年的我妈，初为人母才正是18岁的花样年龄。她当然没有享受花季少女应有的天真烂漫，而是上要孝敬她的公婆、爷爷和已经半瞎、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奶奶，下要抚养父亲不在身边的幼子；外要下地干活顶劳力，内要操持家务、喂鸡喂猪的农村妇女。至于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针线、纺毛线、缝羊皮活，那都是算不在内的业余活计。
我爸在师院附师的学习尚未结束，兰州解放。我爸被编入“西北革命大学”，几个月之后结业，参加“革命工作”。他被分配去了甘肃老区—庆阳环县参加“土改”工作。他没有像大多数进城干部“升官、发财、换老婆”，这三样一辈子与他无缘。那时候交通不便，我爸再次回家时大哥已经三岁，完全不认识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陌生人，被他的络腮胡子扎得哇哇大哭。我妈说起大哥小时候，简直是她像孤儿寡母一样带大的，在那上千个孤寂而劳累的日日夜夜，大哥是她唯一的伴儿，也是在矛盾重重的家庭里唯一的心里支柱。大哥小时候哭闹不已，我妈每天晚上念“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也无济于事，最后在阴阳先生的指点下，按照八字和方位，在不同的村认了三个干爹。后来大哥长大了，自然也不闹了，但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去拜他的干爹。
大哥上学时成绩也不错，可是他终究没有熬过1959年至1961年间大跃进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初二就辍学了。我妈后来屡次回忆起大哥辍学，后心胀得悔恨不已，“实在是没一点办法呀，饿得走路摔跤，走不到村里学校去了，咋上学呢？要再有一点点办法，都要让他万万把学上完。”那段时间我妈被作为壮劳力抽到深山修梯田，每天黎明动身前，她给刚要学走路的大姐喂完奶，放点吃的，把大姐的腿绑在炕边衣柜腿脚就去出工。半夜下山时她得一路拖着铁锹吱嘎作响给自己壮胆，万一碰到狼可就完了。回来看见大姐在炕上拉屎拉尿，但还算聪明，挪个干净地方爬着。大姐被饿得路也不会走了，只会抬着大头软哒哒爬了。我妈总说，要不是我外爷收留她，吃了他的一菜窖萝卜，她和大姐早没命了。去年兰州报道有个单身母亲的环卫工人，对上网成瘾、屡教不改的儿子没有办法管教，每天晚上扫大街时就拴在路边坐椅上。我在单位附近的马路边亲见过那个像狗一样拴在椅子上的男孩，已经十多岁了，低着头坐在寒冷的夜色里，真的很心酸。做母亲的，把孩子当狗一样拴着，是多么迫不得已！
大哥才14岁就永远离开学校，从此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村里他是有文化的学生，因此一直在大队当会计。不过他什么时候都是个老实巴交的会计，只会记点工分，算点流水账而已。大哥年轻时留下的唯一一张黑白一寸照已经发黄，是眉清目秀的后生，他长得一米八有余，也算一表人才。他的婚事常年在外的我爸做不了主，天天相守的我妈更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大哥的婚姻是我奶奶一手包办的。我爸的亲生母亲在他六岁时病逝，我爷爷用骡子驮来我的继奶奶，也领进门一个和我爸一样大的继子。继奶奶的丈夫去世了，那时候应该也挺年轻精干，不然不会入我走南闯北的爷爷法眼吧。我们小时候记得她穿着青布衣服，裹着小脚，扎着绑腿，露出白布土袜，非常利落。她洗干净的衣服都用木槌在白石板上捶打，一件件叠好，捶得平平展展，木槌最后被她用得前端开裂，绽出一层层木纹年轮。她每星期都要用棉花蘸着炒菜都稀罕的菜油，细细擦拭她堂屋的长条桦木桌。她的炕我们不能上去踩，她的太师椅更不是我们能坐的，至于她的大衣柜里都装着什么秘密，我妈都不得而知，她其实是家里真正的“掌柜”。爷爷抚养大了两个孩子，也都娶了媳妇成了家，继子分门立户，改回他生父的姓。奶奶要做的媒，就是把她的亲孙女嫁给大哥，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爸没及发言，怕大嫂跟着她贪财粗笨的爹脑子笨，以后生的孩子不是读书种子。大嫂的兄弟姐妹包括下一代孩子，好像没有一个读完高中的。我妈倒没敢嫌弃大嫂小眼睛，长得配不上大哥，最担心她又瘦又矮，“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可是她没敢说一句话就当从忍气吞声的媳妇变成婆婆，夹在亲祖孙之间，开始她上下不是人的苦难日子。
大嫂婚后一直不育，愁坏了一家人。我爸后来在药材公司工作，四处寻医问药，领大哥、大嫂去看完中医看西医，找遍偏方，仍不见起色。我大哥在27岁时终于有了一个男孩，这在农村属于绝对的晚育了。大嫂没有奶水，我爷爷专门养了头奶羊喂孩子，我妈都羡慕地说，喝羊奶的孩子体质就是不一样。
大哥家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取名春霞，倒完全跟了大哥的长相，一双扑扇的大眼睛水灵灵得惹人喜爱。我记得有个暑假我在廊檐下写作业，三岁的孩子绕在我膝前，乖乖看我埋头翻书、抄写，我有心教她背点唐诗。后来我怎么发现她有点打盹，忙把她放到炕上，盖好被子让她睡觉。我以为她是瞌睡了，谁料到晚上她也昏睡不醒。大哥把她抱回去，到了半夜就发高烧。家里人以为她只是感冒了，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病毒性脑膜炎”。爸爸在外面买到医生指明的昂贵神药“牛黄安宫丸”，可怜的孩子依然没有再睁开眼睛。医生对我爸爸和哥嫂感叹，“不知道为什么，得这病的多是聪明又漂亮的孩子，可惜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晚上，爸爸只长吁短叹着拿回家一个空空的精致绸缎盒子，是牛黄安宫丸的包装盒。我妈和大嫂撕心裂肺地哭着望着村外的山坡，夭折的孩子不能进祖坟，大哥流着泪把她埋在了山坡上。那个孩子只留下一张黑白照片，扎着朝天辫，笑嘻嘻的脸。哥嫂一直把那张照片放在墙上的镜框里。
大哥家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一心还想再要个儿子。大嫂怀孕7个月时差点被做引产，我听我妈说过，涌进一院子人，计划生育工作组的人磨刀霍霍，吓得她和大嫂发抖。我爸出面舌战，从法律到政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最后那些人竟然悻悻地无功而返了。具体我爸怎么说退来人的我不记得细节了，好像那些人走的时候说“今天可是长见识了，本来是来教育人的，没想到被这个老人家上了一堂课。”韩寒曾经说过，理想是要三个孩子，取名“野百合”，向他喜欢的歌手罗大佑致敬。他放言“谁敢结扎我女人，我结扎他全家”，我想我爸爸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爸爸对这个抢下来的小孙子也视如命根，抱在怀里哄睡觉的声音邻居家都听得清清楚楚，时常被传为笑谈。
不知道是大哥的孩子都来之不易，还是大哥天性爱孩子，他对他的娃还真是捧在手心长大的，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妈妈说大哥对他的宝贝“一个指头都没碰过，连一句重言语都没有说过，把娃全都惯坏了。”“穷人家惯娃娃，富人家惯骡马”，爸爸叹息道，大哥还真是这样。他自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给孩子的零花钱却从来没断过，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他已经有几个孩子了，竟然还笑呵呵地说“碎娃娃又吃不多，再要能养我还要”。真是越养越穷，越穷越养的典型啊。孩子小时候是吃不多，等长大了上学、找工作、买房子成家，他就该哭了。
大哥结婚后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我妈让他换件干净衣服，他反驳说“穿那么干散又不进城”。爷爷的羊皮袄、爸爸的毛大衣都给了他，从来没见上身。我妈要再追问，他会说“那是人家干部穿的衣服”。那羊皮袄冬天晚上浇地，早上去拉粪、卖菜穿上都暖和，咋是干部才能穿的？不管你说什么，他永远有借口来堵你的嘴。
有一次爸爸单位好像分了什么福利，大哥要进城去拉回来。看着大哥衣衫褴褛的样子就要出门，爸爸气愤地说了一句“你就不能换件像样的衣服吗？你穿得像个讨饭的进城，你这样子去我单位，自己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你到底有没有女人啊？”大嫂立刻掀开门帘跳将出来，破口大骂，矛盾已经箭在弦上。多年来，大嫂仗着我奶奶撑腰，向来把我爸妈就没放在眼里，对养育她父亲的我爷爷，也完全不敬孝道。我爷爷去世前患了前列腺炎，小便困难，尿盆经常放在炕边。有次大嫂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把尿盆泼了爷爷一炕，爷爷的后背整个湿了，差点没被气死。
我对大哥最深刻的印象是从大嫂闹分家开始的。我奶奶和爷爷78年、79年相继去世，大嫂再不会顾及什么家和万事兴的面子，一定要分家单过，再不想让大哥白养活我们。这倒也符合大潮流，农村的地都分田到户，搞承包单干了。她的父母和几个如狼似虎的兄弟涌到我家院子助阵，大嫂在院子里跳着脚指桑骂槐，骂我们弟妹都是“肥猪”也就算了，她竟然吼叫我爸的名字，骂我爸妈是“老不死”。在农村，当家男人的名字是最尊贵的，称呼都说“谁的爸”，一般都是说长子的名字。老实巴交的大哥不想背上不孝的名声，左右为难。妈妈看着大哥一个七尺男儿被大嫂挖得脸上、身上道道血痕，不想再让他为难。她哭着跪在大哥面前，用绳子无力地抽到着大哥的腿，“我把你叫爷了，我求你了，你给我把泥灶从厨房搬出来，我们分开大家都好啊。”那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吧，在围满院子的人堆里看到这一幕，几乎被吓傻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大哥每次从地里回来口干舌燥、饥肠辘辘，进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锄头或铁锹，不管冬夏，先去厨房门口水桶里舀一瓢凉水，咕嘟咕嘟灌下去。夏天有时候也一口气喝完我妈凉在案板上的一大瓷缸大麦茶，长出一口气，用手抹一下嘴，再像警犬一样去里屋到处寻摸。只要见到肉臊子就像饿虎扑食，根本来不及去厨房拿筷子，直接用嘴吞下去，他就是属猪的嘛。即使他和我们分家后也依然和我们不分彼此，保持着他这个吞食的习惯。我们有时候嫌弃他，也有点恼怒他，但看着他的可怜样子，又觉得心酸。既想让他吃上点，又怕他一口吞完。不管是分家前、分家后，直到现在，我妈不管吃点什么好吃的，不给最辛苦的儿子—大哥留一口，她一点也吃不下去。
可是大哥对我妈就不是这样。他进城去掏粪也好，卖菜也好，永远别指望他会给我妈买个油饼、割块豆腐，买一包猪油盒子或者拌一碗凉粉。你不给他钱，他不会办；给了钱，可能被他“挪用贪污”了，依然见不到东西。妈妈喜欢吃脆瓜，有次在村口就听人通报“你的大儿子给你买瓜了”，我妈说“那大概是给他孩子买的，他不会想起给我买的。”人家说“咦，看着他这次大方，买了两个小脆瓜，还买了一个大西瓜，肯定有你的份。”我妈心想那西瓜可能留给孩子吃，脆瓜没准真的是给她孝敬的呢，那太阳还真从西边出来了。眼巴巴等了几天也没见着瓜的影子，最后在茅坑只看到西瓜皮，我妈这才彻底心凉了。我妈一说起这事就心酸，难道大哥的良心真的被狗吃了吗？他真的是我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吗？他真的是我们十指连心的大哥吗？有一次我弟弟和大哥的孩子在院子冲突，大哥一把拉过他的孩子护在怀里，指着只大他孩子两岁的弟弟说，“我要不看你还睁着眼睛，是条命，我今天一次就把你放到稳当处。”我妈蹲茅厕正好听见，她怎么都想不通，大哥对一母所生的弟弟怎么说出这么狠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