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和韩寿生的冲突让张副市长很恼火，第二天我和林大勇陪他回北京，他的脸一直阴沉着，搞得林大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自己这段时间工作没跟上趟，张副市长不满意呢。让林大勇跟着去北京是张副市长的意思，这次哲学作业是张副市长入中央党校学习以来第一篇文卓，张副市长非常重视，林大勇写公务文章在行，但是写这种纯理论文章就有点赶鸭子上架了，张副市长的意思让我带一带林大勇，通过这篇哲学作业，练练手，也好跟上他的工作思路。

在飞机上，林大勇一个人去了普通舱，我陪张副市长并肩坐进了头等舱，头等舱内只有我们两个人，由于昨天晚上我惹了祸，坐在张副市长身边一直惴惴不安的，张副市长似乎看出了我有点心虚，便缓和了脸色，不动声色地问：“雷默，跟我这段时间有什么感想啊？”

我不知道张副市长问我的意图是什么，我心想，感想多了，疑惑更多，最大的感想就是在官场上每成功一步都要经营。

“张市长，”我察言观色地说，“最大的感想就是总跟不上您的工作思路。”

“你知道为什么吗？”张副市长斜睨了我一眼问。

我佯装窘迫地摇了摇头。

“雷默啊，”张副市长用教诲的语气说，“说白了，你这个人书生气太浓，到现在还没悟明白怎么给我当政治秘书。”

我当市长秘书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张副市长第一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不会当秘书。

我谦逊地说：“老板，请您指教指教！”

张副市长直了直腰，从那副新配的近视镜后面射出的目光像一张网瞬间罩住了我。

“我问你，‘十一’期间我去香港谈判，魏正隆在忙什么？”

我懵懂地摇了摇头。

“荣立功在忙什么？”张副市长继续问，“李国藩和荣立功的工作变动你是提前几天知道的？李国藩上任后都有哪些委、办、局、县、（市）区的领导去他家拜访过？”

“这……”我不可思议地摇着头，一脸窘相地说，“张市长，我从来没想过给您当秘书还要知道这些！”

“雷默啊，”张副市长语重心长她点拨道，“在官场上，知道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在这方面韩寿生比你机灵多了，实话告诉你，刚才我问你的这些问题，韩寿生全掌握，而且我回东州的当天晚上就向我作了汇报，其实要了解这些信息也不难，我告诉你一条捷径，驻京办就是个大信息源。东州市的领导进京办事，都要通过驻京办，驻京办那些司机都是你获取信息的最好线索。在官场上，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震惊，我原以为做好这个秘书，只要把本职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家族的事打点得周到细致就行了。没想到，所谓的政治秘书就是做“间谍”呀！张副市长那句“知己知彼”太残酷了，我理解知己未必真知，恐怕知彼才是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愈发感到做政治秘书的压力。

到北京后，我和林大勇一头扎进了驻京办，一连熬了两天也没有找准张副市长哲学作业的着笔点，索性我到中央党校找潘文青借一些哲学研究的前沿杂志，回到驻京办后，我和林大勇一边翻阅杂志，一边讨论。

“大勇，”我紧锁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关于城市建设资金运筹的辩证思考》这个题目不形象，作为副标题还可以。”

林大勇这儿天熬得头都大了，这还是第一次尝试写理论文章，他骨子里有个小九九，怕我小胜了他，更想在张副市长面前露露脸，这两天可谓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抛出块玉来，我很理解林大勇的心情，一直试图抛出自己的砖来引林大勇的玉，林大勇还真没让我失望。

“雷默，传统的城建筹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如果在‘难为’上找理由，形而上学地看待客观条件，势必‘山穷水尽’，寸步难行。”

林大勇的话启发了我，我赞同地说：“各地城市建设工作无不为缺少资金而难以有所作为，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在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难’与‘无’却是一种变量，难为不等于不能为，‘无’也并不是绝对的条件。”

林大勇似乎领悟到了什么，目光发亮地说：“雷默，你的意思是在‘能为’上破题？”

“大勇，”我启发性地说，“我们就从‘能为’上下工夫，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巧妇能为无米之炊’，通过想为、巧为、勇为和善为，辩证地看待客观条件，既承认条件对事物发展和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坚信人们在条件面前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只要正确而合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既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又可以创造出来不具备而为事物发展所需要的新条件，如此一来，就可以迎来‘柳暗花明’、天高地阔的境界。”

我俩越讨论越兴奋，最后确定标题为《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我让林大勇写第一稿，想不到林大勇这第一稿写得颇费心思，用了一整天才把稿子给我。

我修改之后，再给林大勇看，这家伙总算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雷默，稿子经你这么一改，不仅文笔顺畅了，思想也升华了，不愧是大手笔呀，怪不得张市长离不开你，恐怕清江省也找不出几个像你这种水平的领导秘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