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深夜了,月光透过空空的木架子照进了破败的柴房，躺在床边草垛上的老人缓缓地睁开眼睛，苍老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等着黑漆漆的房子顶棚，一看就是很久、很久。

这里不是他的家,但是好像，他的一辈子也没什么家。

小时候他是跟着爹寄住在似锦楼里的，他一直以为雕梁画栋的似锦楼不是他们的家，在大火烧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错了。

那年,他二十岁。

那一天，似锦楼的几位叔伯死了,他爹没死，完完整整卑躬屈膝地活下来了。

其实那是一个死去可以英雄气概,活着却是彼此折磨的年代。

“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笔还不清的债，毁了他们两代人的一生，可是此后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怨恨过他的父亲。俞师傅曾经说过，人干每件事儿的时候都是在心里放了无数个盘子，越重的那个越容易掉下来，然后把人的心肝肺搅在一起发疼，其实每一个都能让人疼，只是人们总是去护着最重的那一个。

在他爹的心里，性命和儿孙就是那个最重的盘子，看着沈大叔他们的尸体，那个属于家国义气的盘子砸下来了，疼到狠了，也是不能回头的。

可是不能回头，不代表那个盘子碎掉的疼能放过他爹，所以他爹就这样折磨了自己一辈子，在新生活即将到来之前，终于带着乱世不能归家的遗憾和生活赋予灵魂的卑微走了。

但是债是继续要还的，在别人都在拥抱新时代的那个秋天里，他抱着爹的牌位被徐家赶出来了，因为徐家不要一个给鬼子做过菜的厨子。那时的他还天真，他问别人，徐家的大白羊汤就摆在街边，他们知道自己卖给的是华夏人还是敌人么？还是徐家的每个人就有这样的底气，在刽子手的刀前可以说我就不能折腰？

没有人回答他，他们在屠刀面前是否能够依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那些人更愿意以这种折磨罪人的方式来证明他们对正义的忠贞——用能想到的最严酷的方式来惩罚非正义，就是他们的“正义”。

他爹在混迹在京城、流落到西南的时候都时刻惦念的徐家把他的牌位踩碎了，把他以为自己以后还能有家的点点小期盼也踩碎了。

到了省城，他开了一个汤头摊子，卖着自己的汤，可是没卖几年，他就连把汤端给别人的权利都没有了——还是因为那一场“活着”。

十年里，他没了摊子，没了妻子，也没了健康的双腿，他只剩了一个儿子也没有教好。

那时，他总觉得自己该受这份罪，还活着就是要受罪的，把他爹欠下的，把他欠下的统统还清了，不管今生结束后有没有来世，他总能清清白白地挑一个属于自己的最重的盘子。

那个年代终于结束，他回到省城，瘸着腿给自己找了一份烧锅的营生，干了好几年之后，他又摆摊卖自己的羊汤，重新整治了一份家业。

真的没想到，奔波一生，到头来他还是没有家，他想要的家不是想找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屋子，不是想找一个能闲坐树下的院子，他就是想找一个能把他装进盘子里的人——可他还是找不到。

连他的亲生儿子都能趁着他病重的时候把他锁在这个小屋里逼着他交出汤方，他这辈子心里的盘子终究一个又一个地全碎了。

全碎了……

屋子外面，他的儿子醉醺醺地进了这个破败的院子，没有像往常一样进自己的房间，就站在他的屋子外面，这个儿子开始对着自己的爹住的破屋撒尿。

“老不死的，还不交方子，我钱都收了。你知道一共多少钱么？二十万！有了二十万我干什么不行，你个老不死的逼了我一辈子，给我留二十万怎么了？个老不死的……”

骂骂咧咧地，徐宝树提着裤子回了屋，任由他的亲生父亲在这个破败的柴房里粗重地呼吸着——也许三天，也许四天，这粗重的呼吸就要渐渐消弭了吧。

老人直直地看着屋顶，一直看着……看着……

小刀啊，我是真的看不到咱们兄弟重聚的那天了。

一大早沈何夕和苏仟就坐着车子往果林镇上奔去，镇子离省城不远，八点多的时候她们就已经找到了那家麻将馆。

果林镇的地理位置其实说不上好，虽然靠近省城，但是离着它从属的县城有些远，又没有什么交通要道，镇子上有志气的年轻人都去省城打工去了，只剩下坑坑洼洼的街道、铁门都关不严实的供销社，还有这个看起来荒僻又隐蔽的麻将馆。

此时的麻将馆还没开门，歪斜斜的布帘子遮着灰尘厚重的窗子，门口还有一滩呕吐物在这样的高温下散发着一阵阵的恶臭。

苏仟掩着鼻子退后了两步，几张大票子塞进了壮汉司机的手里：“先给我来五小时的。”

“好嘞！”壮汉把五张大票塞进怀里，“您这钱加加减减能是七小时，还有俩小时您随时需要我随时再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