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晔现在来到这个世界满打满算才四十天整，时间看起来十分紧迫，若不是被逼到了这个份上，他也不会向宦官们发难。

兴平的战败是这一切的祸因，他将北司宦官集团的平衡势力打破，以刘景宣和骆全瓘为首的宦官彻底投靠了外藩，妄想借助方镇强大的实力对内挟制皇帝，对外压迫百官。

在兴平一役之前，朝廷的北司宦官集团们还握有神策军的权力，拥有自主权，即便他们再怎么嚣张跋扈，那也是皇权的附属品，依赖在皇帝的权力庇护滋养下。

皇帝和宦官们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互相敌视又不得不相互依存，文臣不典兵，武将不可信，作为家奴，有着残缺身体的宦官为皇权所放心，自然而然成为了掌握中央禁军的人选。

皇帝的权力需要宦官们手中的兵权保障，延续李唐的血脉，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肆意的废立皇帝。

宦官的权力随着王权微弱急速膨胀起来，但他们又是实实在在为了加强王权应运而生的。

然而外有藩镇强大的军事压力，内有外朝南衙的制衡，宦官哪怕位极人臣，但也仅仅只是家奴，他们手中的权力来源于李唐王朝的皇权，也不得不忠诚竭力维护大唐的江山社稷。

中晚唐的朝政局面无疑是畸形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积极有效的一面。

对外的诸多方镇有半独立性质的河朔三镇，有防遏型的中原方镇，有中央财赋来源的东南方镇，也有西北边防方镇和中央禁军。

李唐王朝对待方镇采取的是“方镇御方镇”的策略，以东南的财赋来援哺乳中央禁军，天下的局势变成了一个彼此相互制衡的局面，如此绵延李唐的国祚。

中央朝廷对内同样采取平衡的策略，南衙北司的对立，加上皇权在其中的制衡。

晚唐宦官虽握有兵权，权力极大，然而皇帝只要不是弱智，依旧能够大权独揽，主持朝政。

唐文宗的甘露之变之所以失败就是打击面太广，对整个宦官集团为敌，自然遭到了宦官的集体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