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优道：“为何不在南中为丞相立庙祭祀？”

“这个事情，我昨天已经和郡守大人谈了，他也认为，以我孟氏起头，民间自发为好，毕竟朝廷没有诏令下来，他们是不好擅自行动的。”

就在这时候，外面有人来报，说郡守吕大人有请。

孟获急急忙忙赶到郡守府，与吕凯见面。

说起这吕凯来，可也不是外人了。

吕凯，出身永昌郡不韦县大族吕氏。说起这吕氏，却更不一般了，乃是当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后人。

当年，吕不韦豪赌一场，奇货可居，赌了一个秦王上位，赌了一个权柄天下金玉满堂。但是，秦王嬴政对于吕不韦却一直提防有加，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借嫪毐事变之机，一举将吕不韦拿下，将吕氏一族全族流放至西南最偏远的地方，也就是此时的永昌郡。

而吕不韦自然知道秦王对自己的忌惮之深，不韦不死，秦王难安。于是，尚未进到蜀地，吕不韦便吞药而亡，留给家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吕氏一族辗转来到蜀中，一直向南，直至边境治所，方才隐居下来，苟延残喘。

但吕氏毕竟出生战国顶级豪奢之家，源远流长，底蕴深厚，非南中一般大族可比。

此地地处西南，再往南，便是后世的中南半岛西部的缅甸老挝等地，从缅甸向西，便可入古代印度。

吕氏当初本就是战国时期顶级富商，以商为本，成为首富，并进而成为秦国丞相，骨子里的商业基因，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迸发出来，是金子，终究会闪光的。

地处大汉最西南边陲的吕氏，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辟出几条前无古人的商道来，后人称为“蜀身毒道”。

其实早在秦统一前，蜀守李冰父子就已经开始了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但真正大规模的两次开发却是发生在西汉王朝武帝执政期间。

《史记·平准书》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然而，因为开凿西南夷道的工程实在太过巨大，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人，旷日持久的工程劳民伤财，加上当时武帝的当务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于是，“秋，罢西南夷。”

第一次大规模开发西南夷，半途而废，无疾而终。

四年之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归来，言其在西域看到“蜀锦、邛杖”，再次激发了汉武帝开凿西南夷道的决心。

因为第一次开凿的目的不过是出于封建帝王“一点四方”的心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图，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一次，张骞带回的西域奇珍让汉武帝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要开辟一条直通大夏的“国际通道”。

于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即挥斥方逎，用军队作先驱，强行开道，以通大夏。

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到滇西洱海地区，“通博南山，度澜沧水”直至“蜀身毒道”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

公元69年，汉王朝开拓和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设立。自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古道全线贯通。

但是，汉武帝集全国之力，也只不过在自己国度内，打通了从成都通往永昌郡道而已，真正计划中“通禅国（今缅甸），度身毒（今印度），达大夏（今阿富汗）”，然后，在政治上与大夏联合，“合击匈奴”的国策，却是依然没有实现。

但是，这条古道的贯通，却给了偏居永昌一隅的吕氏一个莫大的机遇。

在此基础上，吕氏举全族之力，继续向外，最终，打通了南部西南部商道，也就是后世闻名遐迩的“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分为南、西两道，南道分为岷江道、五尺道。

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是秦时李冰烧崖劈山所筑；五尺道是秦将常颊所修筑，由宜宾至下关（大理），因所经地域山峦险隘，驿道不同于秦朝常制，仅宽五尺，故称为五尺道。

南道则由成都一宜宾一昭通一曲靖（建宁）一昆明一楚雄一大理一保山(永昌)一腾冲一古永一缅甸（掸国）一印度（身毒）。

西道又称牦牛道，是司马相如沿古牦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筑而成，即由成都一邛崃一芦山一泸沽一西昌一盐源一大姚一祥云一大理，与南路汇合。

“蜀身毒道”的贯通，彻底将永昌吕氏推向的另一个高峰，其所居住地也被称“不韦县”，由此可见吕氏一族在此地的鼎盛辉煌。

但从根子上讲，吕氏却又低调得可怕。

先祖吕不韦当年的遭遇，让族人对于当权者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彻底了然，所以，尽管吕氏此时已经成为永昌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在整个南中，却像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大鼍，从来无人识得其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