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书案平息过后，朝中形势稍定，但那苦命的皇太子地位还是不稳。郑贵妃一系的人觉得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仍在多方寻觅扭转的办法。

他们曾盼望万历的正宫王皇后能及时死掉，空出位置来，便可由郑贵妃顶上。按“子以母贵”的惯例，福王常洵自然就摆脱了庶子身份，成为嫡子，可名正言顺地取代现在的太子。

期待某人死而发生政局的改变，也是皇权制度下不得已的办法。不过这种期盼，太依赖于天命，人事无法左右。那王皇后生性谨慎，平静谦和，又有李太后加意关照，虽然身体不好，一直不受皇帝的待见，但仍是活得好好的，不可能自然让位。

这条路是无望了，郑系的人就又使出歪招，搞出了一些带有妖异气氛的名堂。

万历三十九年（1611），太子常洛的母亲——原恭妃王氏死了。她在死前已经晋升为贵妃，是因万历得了皇孙（常洛有了儿子）而得以册封。从名义上，这位太子之母终于得到了与郑贵妃同等的地位，但待遇上却丝毫没有改变。王贵妃一直被冷落在景阳宫，形同软禁，双目基本失明。

到最后病危期间，太子才获准去探望生母。那时王贵妃被锁在一间屋子里，太子要来钥匙，始得进入，见母亲惨卧榻上，面目憔悴，言语支离，情形惨不忍睹。

母子终得见面，王贵妃喜极而泣，抚摸儿子头顶良久，却又心中惴惴。她发觉有人在屋外偷听，便警觉地对儿子说：“郑家有人在此！”

可叹他们贵为皇族，母子相见却如同探监。在皇室宫闱中，这样悖理的事，史不绝书！无怪民间听说要选宫女，都宁肯把自家闺女草草嫁出去，也不肯让女儿落入这牢笼。

此时的内阁也有极大变化，沈一贯、沈鲤后来仍是不能相容，万历对沈一贯也有了厌倦意，便令其致仕。沈一贯担心自己走后，沈鲤会究起往事，势必于己不利，就向万历诬告了沈鲤所谓的种种不法情事。万历懒得去分辨是非，索性让两人一同辞职。

两人回乡的情形大为不同，沈一贯是满载而归，而沈鲤回到家乡后，则是家徒四壁。

他们走后，内阁又进来了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三人，与剩下的一位朱赓同阁办事。不料于慎行受职才十天，就病死在任上，朱赓不久也死了，继而李廷机又被劾而罢官，内阁只剩下叶向高一人独掌国柄。

王贵妃死后，叶向高上疏建议，太子母妃薨逝，礼应从厚。万历不以为意，在丧仪规格上故意压低，屡次与礼部的意见发生冲突，导致迟迟不能将灵柩发往天寿山（今北京昌平十三陵）下葬。后来竟拖了快一年，才得以安葬。

在选择墓地时，与礼部官员同去考察的太监，对丧葬费用屡加刁难，总认为太多。以致署理礼部尚书翁正春忍无可忍，怒斥道：“贵妃养育了太子，他日就是国母。关乎天下的大事，你还想怎么节俭？”

万历流露出的这种冷漠，无疑折射出他对太子的态度。郑家人心中有数，越发有恃无恐起来。

就在一年后，果然又发生了一场巫蛊案，险些成为第二个妖书案。

时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九月初三，锦衣卫有一位百户王曰乾，突然“告变”（举报揭发），说有奸人孔学等人，遵照郑贵妃意图，与一伙“妖人”密谋要害死太子。

事情爆发得很突然，中枢为之震动。王曰乾是个锦衣卫下级武官，本人大约也是个混混儿一类，他与京城无赖孔学、赵宗舜、赵圣等人起了纠纷，打官司未能获胜，一怒之下，闯进皇城放铳，拿火枪朝天放了两枪，上疏申诉。刑部大为骇异，将其逮捕，拟死罪。王曰乾自知也没什么好结果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声言要告发大阴谋。

他告称，有一民女，嫁给了郑贵妃身边太监姜丽山，两人感激郑贵妃，思图报答，就在姜太监阜成门外的田庄上歃血为盟，欲广结好汉，共谋大事。

他们请到了妖人王三诏等，在家中聚议。几人在社学（乡村学校）的后园，摆下香、纸、桌子与黑瓷“射魂瓶”，又剪纸人三个，书写了皇太后、皇帝的名字与太子生辰，将新铁钉四十九枚，钉于纸人眼上，于七天后焚化。然后约定，在皇太后诞辰日之后，便下手谋害太子。

万历看到王曰乾的告发奏章，火冒三丈，面色阴沉地绕着桌案踱步半日之久。左右太监见状，都十分惶恐，不敢上前。稍后，万历问太监：“出了如此大事，宰相为何无言？”

太监见皇上终于发话，急忙将早已备好的叶向高奏疏呈上。

这位叶向高，是万历后期尚能勤谨奉公的一位首辅。他上任时，万历已“罢工”多时，有朝臣竟然二十五年见不到皇帝一面，叶向高本人也要跑十多趟才能见上一面。尽管如此，他还是陆续提出了一些补救朝政的建议，比如增阁臣、补缺官、罢矿税等等，可惜万历那时已百事不问了。

对于官职缺员，叶向高尤为忧虑，曾上疏极言其危害，说是从内阁到九卿台省，各个曹署（科室）都是空的，南京的九卿也只存其二。天下封疆大吏，自去秋至今，未曾起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可皇帝就是不急，败自家的天下，总好像是一种享受。

到后来，叶向高郁闷异常，干了七年的首辅，终于不能再忍，坚辞去职，这是后话了——他不心疼这江山，我们又能如何？

这一次告变案发生时，叶向高尚在位，表现颇为镇定，在给万历的上疏中，对该案做了冷静的分析。他说，此事与往年妖书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可查究，所以难于处置。而今日的事情，告发者和被告者都露面了，法司一审，内情立见。皇上只需以静处之，不必张皇。若一张皇，则中外纷扰，反而有不可测之祸。

万历阅过后，心稍安。

过了几个时辰，已是当夜交四更以后，叶向高又有奏疏从外边传进宫中。这次他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请求万历不要把王曰乾的奏疏公开，因为此疏一旦发下，上必惊动皇太后，下必惊吓到太子，而皇贵妃与福王也不自安。不如暂且留中，所有奸徒的处置，以另外的奏疏批出，或者另传圣谕。

万历深夜未眠，仍在绕着桌子打转，看了叶向高的第二疏，茅塞顿开，大大松了口气，叹道：“我父子兄弟得安矣！”

叶向高吸取了前任处理妖书案的教训，主张尽量减少案件的影响与波及，这一思路，可以说相当高明。第二天，叶向高就按他的想法，果断进行了处置，授意三法司对王曰乾施以酷刑，当场打死。人一死，所告发的一切事情，就无法再对证了。

叶向高之所以敢于这样处置，原因就在他分析出，事情不可能完全不牵连郑贵妃（这也是万历十分焦虑的原因）。如果彻查的话，万历会很尴尬。如果一旦查明，郑贵妃真的插过手，那么处理也不是，不处理也不是。万一王曰乾不过就是诬陷，追究下去，又有可能牵出反郑一派的人来，这也是叶向高不愿见到的。所以干脆灭口，不让案件波及开来。如此，不管事情有没有，隐藏在背后的人，都会因王曰乾被活活打死而受到震慑，在短期内不会再构成什么威胁了。

此案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完结了。

这个离奇案件的出现，说起来，跟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有关。按照大明祖制，诸王一成年，必须离开京师，到封地去住，不奉召是不允许回京的。这个措施，称为“就藩”或“之国”。这样做的本意，是在于防范藩王造反或者添乱。福王的封地在洛阳，因为万历最宠爱这个孩子，所以迟迟没有让他之国。

前面说过，万历二十九年（1601）太子册立。在那个时候，福王就应该马上之国。可他一拖就拖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还没有去，那年他已经二十七岁了。首辅叶向高看不过去，曾经上疏力争，万历不但几次三番地拖延，还要给福王争取一份厚礼带去。他提出，之国可以，但要赐给福王四万顷上好的庄田。

众臣当然不干，认为这是“藩封逾额”。固然群臣巴不得福王越早走越好，但天下良田是有数的，四万顷良田哪有那么好搜刮的？

郑贵妃也派了太监找到叶阁老，恳求能惠顾一下福王。

那叶阁老，岂是郑贵妃所能对付得了的？他只是说：我正是为福王着想，还不如趁此宠眷时，多拿一些走，早去早了事。如今流言甚多，只要王爷一走，流言立刻冰消。假使时移势改，将会是什么结果就不好说了。老臣我怎会不为福王着想？

什么叫“时移势改”？叶阁老点到为止，郑贵妃心里也明白，万一皇帝驾崩，太子登位，那就什么也捞不到了。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打一个对折，只给二万顷。这些田地的“佃金”（田税）全归福王。郑贵妃还提出，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此外，籍没张居正的田产，尚存官府的，也要拨给福王……总之大捞了一票。

于此，万历总算吐了口：福王第二年肯定要之国。

可是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月，礼部奏称期限已到，万历却再次失信，将奏章留中不发，继续拖着——什么“君子无戏言”？我根本就不想做君子。

四月，兵部尚书王象乾忍不住再上奏催促，万历批复说，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已逾期了，当于明年春举行。怎么样，这个理由还充分吧？

他就没想到，只要福王在京一日，各派的人就一定会拿太子废立做文章，搞得你永无宁日。

这一拖，果然就激出了王曰乾案。

发生了这样诡异的事情之后，叶向高深知，福王留在京师不走的弊端甚多，便建议万历赶快命福王之国。万历也感到再拖下去还会有麻烦，也就决定维持万历四十二年（1614）春动身的原议，不想再变卦了。

郑贵妃不死心，又去疏通李太后的路子，想让福王拖到为太后贺完七十大寿再说。李太后不吃那一套，退回了郑贵妃送的寿礼，召问郑贵妃，直接询问：“福王为何还不赴封国？”

郑贵妃答：“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李太后反问道：“我二儿潞王就藩卫辉（今属河南），把他也宣来祝寿可否？”

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福王很快将要就藩。

可巧的是，李太后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去世，没能等到过七十大寿，福王不走的最后一个借口也不存在了。

三月二十四日，福王终于南行。在此前十天，郑贵妃还试图拦阻，但万历已不想再生枝节，发火道：“我还有何颜面再对外廷说变更日子？”

郑贵妃知道已是山穷水尽了，也就不敢再坚持。

出发的那天，天色阴沉，有细雪。郑贵妃与福王在宫门告别，相对垂泪。万历亲自将福王送到午门，依依惜别。

福王之国，其排场之大，在明代空前绝后。船只用了一千一百七十二艘，护卫士卒一千一百名，浩浩荡荡沿运河南下。

这个祸害终于走了。史载，福王就国之后，中外交相为太子庆幸，如释重忧。

可是，廷臣们高兴得太早了，李太后一死，郑贵妃唯一顾忌的一个障碍，也就不存在了，拥郑一派的人，因而跃跃欲试，太子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万历也没有因为福王走了，就对太子更好一些。先前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时，太子妃郭氏病故，万历为了压低太子妃的发丧规格，竟迟迟不批准择地安葬。太子的生母王贵妃安葬后，也因不拨给维护经费，其坟园已经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