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成汉的开国君主李雄将国家推向了安定繁荣的顶峰，算得上一代明君。遗憾的是，一代明君也有失误的地方。

李雄就在接班人问题上犯了个错误。李雄个性与人为善，是个好人。他的大哥李荡也是雄心勃勃、智勇双全的人才，可惜在缔造政权最艰难的时刻阵亡了。李雄认为是因为李荡的不幸才有他称雄称帝的幸运，自己的皇位原本应该是李荡的。后来，军阀杨难敌曾投奔李雄，不久又叛乱。李雄派侄子李琀、李稚征讨杨难敌，因为轻敌中了埋伏，两个侄子都战死了。李琀、李稚都是李荡的儿子。李雄很悲痛，几日吃不下饭去，一说起这事就痛哭流涕，深深自责，觉得更对不起故去的哥哥李荡了。所以，李雄比较倾向于死后将皇位传给李荡的儿子。

李雄在征战途中伤痕累累，头部的伤口有一次化脓。他自己的10个儿子当了皇子后，生活奢侈淫逸，对父亲的病情看得很淡，并没有真正关心过父亲。结果，李雄和儿子们的感情也很淡。反倒是李荡的儿子李班日夜照料在旁，还用口给李雄吸脓。李班这个孩子也是与人为善的人，在性情上与李雄相似。李雄就不顾群臣的反对，一意孤行立李班为太子。

大臣们从现实出发，认为各位皇子都已成年，盘踞各处，如果舍弃10位皇子传位给侄子，必然引发内乱。李雄说：“我在起兵之初，本不觊觎帝王之业。值天下丧乱，群情义举，诸君推逼我为帝。王朝的基业，功由先帝，我大哥是嫡长子，本应登基，不幸薨于戎战。李班是嫡长子之子，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叔叔李骧与司徒王达都反对：“传位以嫡，本身就是为了防止皇位篡夺，不可不慎。历史上有许多不传位给儿子导致内乱的先例。愿陛下思之。”李雄一意孤行，固执地传位李班。李骧是皇叔，地位崇高，也劝不了李雄，只能退出来悲伤流涕：“本国的大乱就要开始了！”

334年，李雄病逝，李班继位。李骧的担心马上得到了验证。李班宽厚老实，疏于防范，或者压根就没把人往坏处想。可李雄的儿子李越对李班继位极为不满，趁回成都奔丧时和兄弟李期联手，就在灵堂上杀掉了李班。李期登基。

李期称帝后，成汉朝政日坏。国家承平日久，李雄的子孙们位居要职，贪图享受，早就把俭朴勤政的作风抛到脑后了。李雄与民为善、勇于纳谏、君臣携手的风格荡然无存，李期本身就是懒惰的庸才，又任人唯亲，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庸庸碌碌，坐享俸禄而已。国家形势很快便江河日下。

李期本人无才无德，却猜忌声望高、地位重要的宗室成员。汉王李寿是李骧的小儿子，按辈分是李期的堂叔，历任要职，镇守在外。李期对李寿很疑忌，派人监视李寿，还将李寿的义弟毒死。李寿感到十分恐惧，于338年率军进攻成都，公然造反。李寿的儿子李势当时在成都当校尉，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迎父亲进城。李期没料到李寿真的造反，而且转眼就杀到了眼前，不得不安抚李寿。李寿要求“清君侧”，李期就杀掉了李越和自己的那帮大臣，自断了臂膀。几天后，李寿还是废黜李期为邛都县公，软禁起来。李期不久自尽，时年25岁，在位4年。

李寿起兵初，歃血盟誓，说起兵夺权后要向晋称藩。这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部支持，洗刷自己造反夺权罪过的幌子。他都没想到夺权会那么容易，如今真的成了一国之主，李寿就开始犹豫了：真的向东晋称藩呢，还是自己披上龙袍过过皇帝瘾？他决定用占卜决定命运。李寿占了一卦，卜者解读说李寿有几年皇帝的命。亲信任调马上鼓动说：“做一天皇帝就很了不起了，何况几年！”另一个亲信解思明不以为然，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了百世诸侯（向东晋称藩，封侯是少不了的）！”李寿下了决心，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一天皇帝能做就做一天皇帝。抱着“过把瘾就死”的心理，李寿称帝，改国号为“汉”，开始骄奢淫逸的皇帝生涯。他一心享乐，大兴土木，夺人妻女；喜怒无常，又喜杀戮，滥施淫威，致使上下离心，民怨沸腾。343年，李寿病逝，足足过了五年的皇帝瘾。儿子李势继位，风格和乃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事情都务求奢侈，根本不管百姓死活。百姓们不满，李势就滥用严刑峻法，压制不满。

统治者的内讧仍在继续。李势没有儿子，弟弟李广就请求立自己为皇太弟。李势不知道怎么想的，坚决不答应。李广转而去求大臣马当和解思明前去劝说。马当和解思明二人是老臣了，朝政之所以没有彻底崩盘全靠他们支撑着。两人从政权长远利益考虑，一再劝说李势立弟弟为继承人。李势听不进去，怀疑李广和两名大臣谋权篡位，痛下杀手，捕杀了李广、马当和解思明。短时间内连续的内讧，严重削弱了成汉的实力。

成汉王朝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稍微有点变故就会轰然倒塌。

二

四川地区处长江正上游，对中下游产生君临态势。四川水军出三峡，顺江而下，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两湖地区。所以建国中下游的东晋王朝和成汉相比，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建国开始，东晋内部就存在伐蜀的倡议。庾亮当权后，就开始实际的西征筹划了，最终没有成行。东晋一直没有伐蜀的原因很多，比如四川易守难攻，比如担心北方政权乘虚南下，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晋政权建立在各个世族大家的支持下，内部维持着微弱的均势。如果有人伐蜀成功，那可就立了盖世武功，势力增长，势必破坏均势，影响政权稳定。所以，大家宁愿成汉政权盘踞上游威胁自己，也不愿意看到有人伐蜀成功。

永和二年（346年），实权人物桓温再次提议伐蜀。他的目的恰恰是其他世族最担心的：通过对外战争提升声望和实力，为掌权乃至篡位做准备。

此时伐蜀具有有利条件，那就是成汉自身虚弱。但桓温的部属们提出了更多的不利条件，比如顾虑后赵大军南下、朝廷不同意不支持等等。江夏相袁乔力排众议，认为江防已固，可以腾出手来做点事情了。后赵军力强盛，成汉虚弱不堪，进攻成汉比进攻后赵划算。至于朝廷的羁绊，袁乔认为方略大事不必取得“一致同意”再施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乔的意见说到了桓温的心里去了。他下定决心，给朝廷上表要求西征，不等朝廷回复就在当年十一月率益州刺史（他自己任命的）周抚西征成汉。袁乔率2000人为前锋。

桓温的战表到了建康，朝廷果然不同意，可人家已经出发了，你再反对也没有用了。朝堂上的大小官员们干脆议论起桓温此行能否成功，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桓温失败了，大家幸灾乐祸；成功了，大家的苦日子就来了。多数人觉得成汉地形险阻，路途又远，桓温兵力薄弱，取胜希望不大。刘惔却认为桓温必胜，众人问他根据何在。他说：“从桓温的赌博表现上可以推断出来。他的赌博手段极精，非胜券在握绝不出手。我担心的是，灭蜀之后，朝廷都要受控于他了。”大臣们听说此言，不禁忧心忡忡起来。

347年春，桓温大军至青衣（今四川青衣江）。李势命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昝坚率大军阻拒晋军。

成汉将领内部就作战方针出现了分歧。李福和李权想设下埋伏待晋军到来，昝坚想正面迎敌，把桓温消灭在陌生的环境里。分歧的结果是分裂，昝坚带上本部兵马，和李福、李权分道扬镳，向东搜索前进，摩拳擦掌要和桓温较量一下。不知道是情报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四川地区过于广袤，昝坚的军队竟然没有遇到晋军。桓温和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避开了昝坚的阻拦，很快推进到成都南面。三月，晋军攻克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地区）。李福、李权得报后，迅速向彭模杀来。

下一步怎么办？是坚守彭模迎战李福、李权，还是放弃此处攻占别处？有人提议趁成汉主力没有到达，分兵攻城略地，在成都周边来个天女散花。袁乔坚决反对：“我们孤军悬在万里之外，兵少将寡，分兵容易被各个击破，必须同心协力，奋勇一搏。”他提议大军轻装简行，只带三天粮草，直取成都。桓温采纳了这个冒险的计划，留参军孙盛、周楚率老弱残兵守彭模，亲自率领步兵轻装向成都进军。

成汉得报，由李福攻彭模断晋军退路，李权向成都收缩阻拦桓温。这个计划很好，可惜李势的倒行逆施早已天怒人怨，军心民心涣散不可收拾了。李福进攻彭模的晋军老弱病残，竟然大败而逃。李权的部队三战三败，一路败退回成都。听说成都情况不妙，东边的昝坚这才停止搜索，赶回来增援。在成都南郊，昝坚的部队终于遇到了晋军。可惜部队的士气实在低落，看到晋军杀气腾腾的样子就不战自溃，跑得只剩昝坚这个光杆司令了。

三支部队全都瓦解了，李势孤注一掷，武装成都城中所有的守军与桓温决战。双方在成都笮桥（今成都西南南河上）激战。战斗中，晋军不利，伤亡激增，流矢几次在桓温身边擦过。官兵们产生了退缩情绪，桓温决定收兵再战。在这关键时刻，晋军的鼓吏误鸣前进鼓，袁乔乘势督率士卒力战，扭转了战局。蜀军产生了畏缩情绪，纷纷撤退回城。对于这个蹊跷的敲错鼓事件，还有不同的说法：不是鼓吏敲错了，而是袁乔见桓温有意收兵，故意在给鼓吏传达命令的时候把“收兵”说成了“进军”，于是战场上响起了进军鼓。不管原因是什么，战场上拼的往往是“最后五分钟”的坚持，其实成汉军队的勇气逊色于晋军，终究是要失败的。晋军意外得胜后，乘胜追击，火烧城门，攻占成都。

李势连夜逃走，往北逃到葭萌关，迷茫思考起来。收拢残军败将，与桓温顽抗，李势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逃到中原，向后赵政权投降，李势担心没有好果子吃。这时候，李势想起当年父亲李寿占卜问命运的事情来，解思明说“几年皇帝怎么及得了百世诸侯”果然没有错，归顺东晋做个寓公不失为现实的选择。于是，李势向桓温请降，成汉灭亡。桓温奏报朝廷，东晋将李势迁到建康，封为“归义侯”。李势在四川胡作非为，结果因为主动投降而在江南得以善终。

灭蜀后，桓温凯旋回荆州，留周抚收拾残局。周抚的益州刺史原本是虚的，如今终于坐实，工作起来很卖力。他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消灭各地的成汉残余势力，使蜀地全部并入东晋。桓温灭蜀，仅在领土上就使东晋增加了一小半的面积，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