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一再下诏令“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可只是在开空头支票。南方士人的仕途坎坷低微，而且遭受北方贵族歧视。陆云在给同乡杨彦明的信中也承认：“阶途尚否，通路今塞，令人惘然。”所以南方豪杰之士大多隐居不仕。

陆机、陆云初到北方，认为自家门第高贵，颇有与北方规则抗衡的念头。“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陆机兄弟拜见王济。王济指着案上的数斛羊酪问陆机：“你们江东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吗？”这是带有轻蔑的问话，像怀疑乡巴佬的见识一般。陆云回答说：“有千里莼羹，还有未下的盐豉！”这还算好的，卢志先前的挑衅要过分得多。出卢家门后，陆云对陆机说：“何至于闹得这么僵呢？他可能真是不了解我家底细。”陆机愤怒地说：“我父亲、祖父海内知名，岂有不知？”说完，陆机狠狠地骂卢志“鬼子无礼”。传说卢志的远祖卢充曾误入鬼府，与崔少府的亡女结婚生子，所以陆机骂卢志是鬼子（鬼的子孙）。北方士人没有陆机那样高谈理想抱负的，最多是聚在一起谈谈宇宙和人生，谈谈物动心动等虚幻的话题。他们根本不关心陆机所说的那一套。在屡屡受挫之后，陆机等人不得不面临现实：北方贵族并不友好，自己也很难融入北方政坛。

南北相隔百年后，差异越来越大。江东远离中央集权，个人思想比较宽松自由。而北方经过东汉末年、曹魏时期的不断思想整肃，从孔融、杨修等人的死到“竹林七贤”受的迫害，北方文人受到了政治的摧残，不得不与政权妥协，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思考。从曹魏早期的王朗开始到荀勖、贾充之流，为人不齿的文人反而显达于世。陆机等人没有经受过思想洗礼，更没有见过思想迫害，很难理解北方社会相对沉闷又追求虚幻的清谈的逃避态度。他们还没学会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而陆机、陆云兄弟门第越高、抱负越大、思想越朴实，受到的伤害可能就越大。

事实上，许多南方士人来北方后很快就察觉到了政治气氛不对，折返家乡。顾荣、戴若思等人就都劝陆机与其在北方郁郁寡欢，不如回老家。陆机依然相信自己的才华和名望，自负地要实现匡世救难的志向，没有听从。家族未兴，何来衣锦还乡？

二

很多人痛心地看到陆机、陆云兄弟变了，变得急功近利、攀附富贵，中了权力之毒。

陆机变得“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这个贾谧是贾充的外孙，被贾充守为子嗣。贾家出了贾充、贾南风，贾谧又“权过人主”，整家人声名狼藉。正因如此，贾谧为捞取声名，招揽名人雅士。陆机、陆云投身其门，被列入“二十四友”，为正人君子所诟病。有陆机、陆云的崇拜者坚持说陆机兄弟此举是被迫的。既然陆机选择留在洛阳追求功名，就不存在被迫与否一说。陆机、陆云并非一定附逆，但依附权贵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发迹的终南捷径。陆机和贾谧相互利用，未尝没有可能。

遗憾的是，贾谧这棵大树并没有给陆机兄弟带来多大功名。相反却给兄弟俩开了一扇仕途之门，两人从此在一个个权贵之间徘徊。

八王之乱爆发，陆机投靠了赵王司马伦。司马伦辅政后，陆机被引为相国参军，并因参与诛杀贾谧一事立功，赐爵关中侯，进而为中书郎。但司马伦这个人并不比贾谧好到什么地方去。赵王司马伦性极贪鄙，才能极其平庸，杀人夺权却是一套一套的。辅政后，司马伦妄想更进一步，篡位当皇帝。陆机竟然参与了赐司马伦九锡的诏书和司马伦禅让诏书的写作，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赵王司马伦败亡后，齐王司马冏以陆机附逆，写作九锡文和禅诏的罪名将他投入狱中准备杀头。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等人相救，陆机得以不死。出狱后的陆机声名下降，侥幸逃生的他本应该对仕途有所醒悟，洒脱返回故土也不是不可以。但陆机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选择继续留在政治旋涡之中。

成都王司马颖相貌堂堂，但贪婪残暴，优柔寡断，性情多变。陆机怎么越投靠越投非所人呢？可悲之处就在于，文人选择投靠对象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就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挑选工作单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关键是看哪家会接纳你。陆机屡受排挤，还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对营救自己的成都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加上司马颖正处于势力上升期，陆机又从他身上看到了复兴王朝和家族的希望，因此进入成都王幕府当了名参军。而弟弟陆云在浚仪县令的岗位上干得好好的，却老被嫉妒自己的太守训责，愤而辞官，也被哥哥陆机拉入了成都王司马颖的幕府，任清河内史。陆机不久被司马颖升为大将军参军、平原内史。此外，陆家弟弟陆耽、南方士人孙惠、孙拯等都进入了司马颖幕府。其中陆机二人参与机要，是成都王幕中南方士人的核心。这群南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乘乱建功立业。

陆机、陆云兄弟在司马颖手下干得很认真，很起劲，无奈幕府内的权力结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