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君臣“复活”的受禅大典的盛况，裴松之引《献帝传》注云：“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曹丕登上受禅台接受汉献帝的帝位，三公九卿、侯爵贵族、各军将领和前来朝贺的匈奴单于、周边少数民族来宾好几万人见证了这一仪式。）整个仪式要燃起巨火，祭告天地、五岳和四渎。许昌受禅台前现存的两块石碑——《受禅表》碑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在风雨飘摇后面目模糊，依然忠实地向后人透露当时的盛况。《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内容为46位文武大臣给汉献帝刘协上的折子，奏请曹丕当皇帝的理由。其实是写给曹丕的效忠信，就是演义中的“劝进书”。《受禅表》是曹丕受禅称帝之后，表白自己不愿当皇帝，可是天、地、人都让他当，再三辞让而不得，才登上皇帝宝座的“苦衷”与“救民济世”的心态。这两块碑文由汉末名士王朗文，梁鹄书；楷书创始者钟繇镌字，被后世称为“三绝碑”，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钟繇和梁鹄是当时的重臣和著名书法家。王朗为大学问家，对禅让一事最为积极，魏文帝时由御史大夫迁为司空。民间传说他积极逼杀献帝皇后，催逼玉玺。

惊恐、悲凉、无助的刘协，为了保全性命，无奈只得把祖宗的江山禅让给曹氏。不知道他跪在地上，以什么样的心情听着昔日的大臣宣读如下公告：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上皇后帝：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主以神器宜授于臣，宪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洎于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群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曹丕的这篇布告，主要意思是魏代汉立是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的事，曹丕即位是众望所归。这篇布告为之后受禅台上的表演奠定了基调。

曹丕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将刘协封在河内郡山阳，为山阳公，邑万户。刘协可以用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刘协的四子降为列侯；更换周边各族印玺，为魏国百官更名。总之是皆大欢喜。

禅让仪式上有两件小事值得一书。一是《魏氏春秋》上说，曹丕在坛上行礼完毕的时候，曾经对周围的功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后人对这句话多有评论，大抵都是认为曹丕自我感觉过于良好。魏国事实上的创建者应该是曹操。但是曹操满足于“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臣”的自我定位，不愿意登基。曹操如果说这句话，方才是名正言顺的。

第二件事是《三国演义》描写的怪事。传说在仪式上的时候，百官请曹丕答谢天地。曹丕刚下拜，忽然坛前卷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身影；坛上的火烛都被吹灭。曹丕惊倒在坛上，被百官急救下坛，半晌才醒过来。这阵奇怪的风和随即而来的疾病让曹丕在宫中休养了多时。病情老不见痊愈，曹丕就怀疑许昌宫殿内外有妖怪，决定从许昌迁都洛阳，大建宫室。

曹丕受禅后，非常客气地对刘协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意思就是说，天下的珍宝财富，我都和你山阳公（刘协禅让后的封号）共享。那么刘协是不是真的共享到了所谓的“天下之珍”呢？不得而知。汉献帝刘协逊位后，虽然只是公爵，名义上位在诸侯王之上。刘协在封地内行汉正朔，一直到54岁才自然死亡。曹丕以天子礼仪把刘协下葬，赐名其陵寝为“禅陵”。山阳国由刘协的子孙继承，从建国至灭亡共传国89年。文人色彩浓厚的曹丕还算客气仁慈。

三

曹魏以禅让形式建国，恶化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风气，影响恶劣。

曹丕及其党羽假惺惺的动作，都是粉饰和权谋而已。在禅让过程中，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刘协是非让位不可，可曹丕又不想背上篡位的名声，就选择了远古传说中的禅让制度来当遮羞布。“自曹魏以迄于宋，皆名为禅而篡者也。”包裹禅让的道德面纱彻底地被篡位者剥去，禅让成为赤裸裸的篡位工具。野心家们发现了禅让的“优点”，之后的禅让基本是仿照汉魏故事进行的。

魏晋南北朝期间，禅让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游戏，规则被固定化、现实化、公开化，失去了之前的神圣和严肃。南北朝时期的禅让在险恶的政治黑幕中将人性阴暗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内忧外患不断的形势将权臣和军事强人推上了政治舞台，而不争气的末代皇帝们又令那些野心勃勃的权臣有机可乘。一模一样的重复，无休无止的阴谋和杀戮让人厌倦：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禅让给了晋武帝司马炎，晋代魏；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给南朝宋武帝刘裕，宋代晋；南朝宋顺帝刘准禅位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齐代宋；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南朝梁武帝萧衍，梁代齐；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位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陈代梁；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位给北齐文宣帝高洋，北齐代东魏；西魏恭帝元廓禅位给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代西魏；北周静帝宇文衍禅位给隋朝文帝杨坚，隋朝代北周。

尽管禅让使得这些黑幕半遮半掩，但天下对这些游戏规则和把戏一目了然。辽人有首《伎者歌》唱道：“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可以作为魏晋南北朝禅让制度的最好注解。

更恶劣的影响是，禅让制度沉重打压了政治道德，让现实政治大行其道。当一个王朝是通过不道德的禅让形式建立的，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之前的秦朝是通过王朝战争统一的，汉朝是刘邦提三尺剑千辛万苦打下来的。而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则是从一个阴谋走向另一个阴谋，虚伪而无耻地建立的，如何令人信服？王朝的开国元勋们不是靠赫赫战功或者杰出能力获取的地位，而是一个个阴谋家、表演家和投机者。这个王朝的政治风气又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呢？整个魏晋南北朝，谋杀和弑君、骨肉相残、淫秽与乱伦、背信弃义等行为层出不穷，不能说与王朝建立之初的禅让制度没有关系。

东汉末期，政坛上还残留着些许道德，儒家经典还为人信服，建立在品德和修行基础上的征辟制度还部分起作用。曹魏王朝从曹操奠基开始就很务实，崇尚实务而抛弃虚名，那是应付残酷乱世的需要；曹丕建国前后，没有恢复道德政治，变本加厉地在现实政治的道路上狂奔。他重用了一批现实主义政客，又开创了不公平的九品中正制，还发挥了禅让制度的虚伪和无耻特性。曹丕开了一个坏头，对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恶劣政治风气要承担责任。</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