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就是百济人的内讧。

从倭国远道而来，被推举为百济新国王的扶余丰，一直都充当着扶余福信御用图章的作用，作为一个摆设，被扶余福信用来套取倭国的外援。扶余福信雄心勃勃地展开着他的复国计划，要不是刘仁轨率军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进攻泗沘城的百济义军，扶余福信几乎就要完成他的复国大业了。

但是，扶余福信没有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往往藏在他最不能预料的地方。傀儡王扶余丰，居然先走一步，开始了他的夺权之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六月，扶余丰突然发难，宣布福信叛国，下令诛杀。福信心知必死，高声唾骂道：“腐狗痴奴！”扶余丰大怒，下令直接斩杀福信，还用他的头颅做成了肉酱，活脱脱一场“舌尖上的百济”。

虽然扶余福信属于“亲日派”，站在大唐的对立面上，但他尚且在保持百济与高句丽、倭人的独立性方面上还有所坚持。而成功掌权的扶余丰，则全面地倒向了背后支持他的倭国。倭国也应了扶余丰的请求，大规模地向百济增兵。一百七十余艘战船，两万七千余名士卒，杀往朝鲜半岛。这是倭军第三次向百济增兵，增兵之后，倭军投入百济战场的兵力已经达到了四万多人。

八月初，唐军和新罗军队一起包围了百济王扶余丰所在的周流城，而倭军大举增援，惨烈的白江口海战拉开了序幕。两万七千倭军舰队在将军毛野稚子率领下，先夺取了新罗国的沙鼻岐、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海上联系。这时，倭人听闻唐朝派出的孙仁师七千齐地兵已经到达熊津，唐军因此实力大增，于是决定主动寻求决战，也往熊津而去。

这时，第四批倭军的一万余人，也在将军庐原君臣的率领下赶来。在到达熊津江入海处的白江口时，庐原君臣的先头部队遭遇了孙仁师率领的大唐水军的截击。

倭国靠海而生，舟师舰队是国家的骄傲，他们造出的大船，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余人。所以倭军自信可以在海上凭借优势兵力与唐军舰队一较高下。

但是，当倭军舰队真正面对大唐舟师时，才意识到了量级上的差距。

大唐的楼船，甲板之上仍有三层之楼，容纳士兵八百多人，水战之中，居高临下，士兵上下三层齐射，箭如雨下。还有绞车弩、炮车射来飞石。楼船下还有斗舰，上层士兵作战，下层船夫划桨，乘风破浪，进退自如。各船在旗舰的调度下，行动有序，秩序井然。

倭军舰队的大船和大唐的楼船相比，完全不能说是大船。而且大船上缺少遮蔽，船内士兵全都暴露在唐军舟师的射程之下，一场遭遇战演变成了混乱的溃退，庐原君臣不敌唐军，败退下来。

败退后的庐原君臣率领倭军舰队，与毛野稚子的舰队，以及扶余丰率领的百济舰队汇合至一处，整顿舟船，第二天再次去救援正被唐军围困的周留城。绝对优势之下，倭军以为可以顺利击败唐军舰队，于是借着风势，向唐军舟师的水上战阵发起冲击。几轮箭雨之后，倭军和百济军冲进唐军战阵，一阵轰隆作响，最前头的几百条大船碰撞在了一起。

激烈的接舷战发生了。

倭军船只众多，拥挤在唐军舰船前。之前的倭国、百济指挥官，自信可以靠实力取胜，谁都没有事先查看过战场，这时他们才发现，舰队已经挤在一片浅滩之上，很多舰船都搁浅了，难以转动，场面混乱不堪。

中了唐军的计了——毛野稚子等倭军将领心想。而就在这时，唐军的斗舰、小型艨艟战船出现在倭军、百济军的两翼，游走着射来了火箭。倭军在浅滩之中难以调转船只，众多船只全都拥堵在一起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越来越大，渐渐地将所有船只吞没。

短短几个时辰，战斗已经变成了一场火灾，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四百艘倭军战船化为灰烬。

白江口之战，以唐军的完胜而告终。倭军倾国派出的主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倭国几十年积攒的精锐战舰、武士，连同他们征服三韩、百济的野心，都在一夕之间化为泡影。由于倾国之兵全军覆没，倭国已经没有了再与唐廷抗争的力量，甚至无法守备本土，因此天智天皇遣使朝贡，向唐廷称臣。

这场战役也直接摧垮了百济人的信心，扶余丰逃出战场，也不敢再去他摇摇欲坠的靠山倭国那里，而是往北逃窜，投奔高句丽。其余百济将士全都投降了唐军。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百济全境生灵涂炭，尸骨遍野，民生凋敝。造成这样惨剧的，既是唐廷的征伐，也是百济贵族、倭国势力的一己私欲，但最终受苦遭殃的，还是百济的平民。

战火无情，兴亡苦的皆是百姓。

刘仁轨平定百济后，抓紧时间抚平战争的创伤，收敛骸骨，修桥补路，百济平民终于重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这场战争，除了让大唐得到了百济各城的支持之外，还给唐廷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礼物，那就是大将黑齿常之。白江口之战后，百济全境投降，只剩下黑齿常之驻守的任存城仍然坚守。在刘仁轨的劝说之下，黑齿常之率城投降。这位年轻的扶余族将领，将在未来成为新一代的名将，带着大唐的王旗，征战在帝国的西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