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不希望是来自社会上的大手推着我向他们指定的高架桥上行走，周围的人不是在爬就是开五座轿车，唯有我被人绑着手脚拖着前进，等我到了岁数，他们扫视我的履历，社会福利人士以他们的list打分，心满意足地评价一番挽救了一个不适应社会的欧巴桑成为社会标准的齿轮之一。

啊，天啊。

于是在社会福利部来人上门前，我收拾收拾，跑了。

也不用跑太远，也没有钱跑太远，横滨之内不受日本政府管控的只有两个地方，一，租界，二，镭钵街。

租界我是去不了了，受限于我那早早离开我的父母，我不是日本政府巴不得捧着的白种皮，我只能提着行李箱去镭钵街，并在入街的第二天犯病，在一个很有马赛克补丁美感的小平厂房前失去意识。

失去意识的前一秒，我心里想的是有一点点后悔，早知道就不那么干脆的放弃诊所，或者在社会福利部来人时提前要几瓶镇定药好了。

怀着对过去的惋惜和一点未来的不确定，我彻底把命运交给了听天由命，并成为了可谓是我这一辈子最低估最难堪一段经历的唯一一次全部交给命运，和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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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炽灯管，用肉眼也看得出闪烁的频率，在某一次彻底不亮了，半圆形的欧式玻璃肚窗镶了带颜色的窗子，射进来的光线被层层减码，于是昏沉暗淡。

这是间空阔的房间，是一个正方形加上窗子突出去的半圆形，我正好在半圆形和正方形的交界，靠着一串医疗药品柜和一间档案柜，正对面是一副全汉字的字画和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有纷洒的纸张，椅子半斜，看来坐在那的人是文件看到一半走开的。

我还没观察完全，至少刚看到身上纯白色的被子和手背的医用绷带和吊针，还来不及去看看吊瓶上的签码，有人拧开铁锁片，推门进来，来人是一身白大褂的中长发大叔，下巴的胡茬来不及刮，一手插进大褂兜，一手扶在门把上。

“哦？醒了？”来人很友善地对我笑笑。

他或许是长久地睡眠不足，又本身不爱拾倒打扮自己，白大褂上倒是纤尘不染，但给人的感觉——可能是他沾了泥的鞋边和蓬头垢面的脸导致的，像一个中年被人辞退于是甩手不干又舍不下心完全甩手的，高不成低不就的中庸大叔。

我问他：“是你救了我吗？”

“也不能说完全是我吧。”中年大叔扶着椅子坐下来，“是有人发现了你，把你抬到我的诊所，我不能见死不救，所以稍微做了几个检查，没有需要敞开衣物的检查，所以不用担心哦。”

中年大叔果然格外在意这点啊，就像在意地铁上的jk害怕会被人抓住把柄起诉一样。

既然他来了，我干脆指着吊瓶问他：“这输的什么？”

“一点葡萄糖、生理盐水、和一点维生素的混合药剂，独家秘方，正统医院得不到批准的。”他这么笑着对我说，“不过速度很快。”

“呃……”

我一阵恶寒。

我的问题基本都问完了，我开始摸着腿上的被子四处寻找，没在地上看见熟悉的花型行李箱，我接着问好奇地看我的他：“请问我的行李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