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权术了。所谓胜利可以解决一切思想问题，当年皇帝定一尊而大一统时，同样遭遇了黄老派外戚派功臣派乃至贤良文学激烈的抵抗，但对匈战场上只要嬴几次胜仗，朝堂上一切的争论便立刻化为乌有，任凭贤良文学痛心疾首舌绽莲花，说得顽石点头天女散花，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区区聒噪而已了。

——归根到底，人类毕竟是慕强的动物，而一切理论的雄辩也终究敌不过现实的冷酷；反对一个年轻气盛而一意孤行的皇帝很容易；反对一个百战百胜开疆拓土的皇帝却真是万分艰难，实在无法立论。

因此，朝堂上的争执完全可以转为朝堂以外解决。政治斗争与内部清洗太残暴也太无聊了，能借战争威望平息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子呢?

某种意义上，这大概也算是武皇帝别样的温柔——流蛮夷的血，总比流汉家大臣的血，更为合适吧?

当然，这种做派不是没有风险的。带宋当年熙宁变法举步维艰，又何尝不想从对外战争打开局面?不要说收复燕云十六州这等可望不可及的终生使命，但凡能在对西夏的战场取得决定性的突破，都足够新党以此横扫朝堂威慑百官，积累底定新法的强力威望。不过嘛，五路伐夏屁滚尿流，当朝廷的裤衩子被区区西夏扒下来以后，熙宁变法也就要随着宋神宗的寿命一齐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你手上都没有几个登峰造极可以随时对外转移矛盾的强军名将，那也敢侈谈变法么?

不过，这种由变法所决定的，对外转移矛盾式的战争可绝不好打。不同于汉匈之战的精密谋划，公孙呈现口中征伐朝鲜的“不好说”,是真正的不好说——不知道何时政治平衡就会破裂，不知道何时变法就会遭遇阻碍，不知何时就会有以军事胜利兑换政治威望的需求。而为了排除内部的纷争，主将很可能会被迫在并不合适的时间出兵讨伐，面临棘手之至的军事困境!

某种意义上，这种目的不纯的战争甚至是违背兵法常理的——所谓多算而胜少算则败，战争中考虑的越多顾忌便越大，顾忌越大作战便越难；要让将领们为了国内的政治需求出兵决战，那何异于绑缚住士卒的手脚，而汲汲求胜于沙场?历来战史血

迹斑斑，无数次在优势局所打出的送人头战绩，不就是因为这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么?

狮子搏兔，亦出全力。临兵布阵，岂可二心!

说白了，天书曾叙述的那带宋五路伐夏，送人头式的惨败，多半也是因为皇帝为谋求朝堂局势而催逼过甚，最终屁滚尿流一败涂地，不但没有挽回威望，反而丢尽了大宋的脸面。

显然，以皇帝的聪慧敏锐，不会想不到这点细节。之所以在口信中如此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大抵也是给君臣之间留一点颜面而已——冠军侯要是真觉得这开战的时机不甚措手，大可以默不作声，封还旨意；避免一场政治与军事双重的打击。

当然，真要是选了这条路，那一切由变法所引发的危机就真只能内部解决了。而内部解决的方案，永远是那么残酷。

霍去病思索良久，隐约心领神会——毫无疑问，如若他松口答应下来，那么这一场变法的成败兴衰，乃至整个朝局的起伏动荡，便真要在茫茫未来寄托于自己一人肩上了。如此责任深重，路途艰险，不能不令人惕然生出敬惧之心。

于是冠军侯沉吟良久，终于低声道："不知大将军……"

“陛下说，大将军要奉命留守京师，随时监视长城以北的异动。”公孙度叉手道：“请冠军侯不

必过虑。"

所谓“不必过虑”,俨然又是皇帝的暗示。既然要做变法这样得罪人的事情，那以至尊老辣娴熟的手段，当然不会不顾及内廷的安全。有卫青不时坐镇京中威慑宵小，才真是神鬼辟易万邪莫当，稳稳当当的改革护法。自然，再考虑刘氏诸侯王在造反时勾搭匈奴人的爱好，让卫将军隔三差五到草原逛上一逛，也不失为良法。

霍去病唔了一声，但终究喟然叹息：

“《孙子兵法》云，军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如是而已；真要摒弃天时之利，自蹈于辽东险地，则兵凶战危，难以逆料。若帅臣无孙、吴、韩、白之能，恐不能克尽全功。"

既然不能占天时之利，对将帅的要求便大大提高。这样稀里糊涂先天不利的政治仗，也只有孙武吴起韩信白起才能打得了了——要是普通而又自信如大宋，那结局可是实在不能妄言..

这警告如此森严直接，略不隐瞒，由不得公孙太守不悚然警惕。他——仔细

记下，而后恭敬行礼，庄重询问：

"……那么冠军侯以为，谁可以当此重任呢?"

“喔。”霍去病很直率：“我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