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藩的商人，对市场更加敏锐，更加富有进攻性，更懂得随机应变；东藩的地主，对市场更加关心，更加愿意按照市场来经营农场。而大宋的商人，顽固的死守传统产业，大宋的农场主不管市场需要什么，只种他们熟悉的农作物。结果就是，东藩商人总是最先一头扎进新兴产业，站在产业风口攫取第一桶金，东藩地主总是种植最热门的经济作物，用同样的土地生产出最有价值的农产品。

一家一户对比不出什么，但扩大到上亿人的规模，这种差距就十分明显。最优秀的那批人，可能只比最不优秀的那批人优秀百分之一，一个九十分，一个八十分，可这十分的差距被市场放大之后，就决定着谁是老板，谁是苦力。大宋就在这样的不明显差距下，逐渐被竞争放在了东藩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从技术上来讲，最新的技术，总是诞生在东藩境内。这绝不是东藩的百姓更有创造力，当然如今东藩百姓教育水平确实更高，整整一代人接受了基础教育，都能读书识字，其中有天赋的，肯用功的，即便考不入府学，也能自我学习提高自己。许多发明创造，就是这些民间小民搞出来的。

可是东藩从世界各地引入的各种知识，在大宋境内也广为传播，对发明创造有推动作用的《机械学》等科学著作和大量齐州学宫发表的力学、数学知识，宋人也能轻易获得。一亿多人口中，总是不乏天才的存在，因此宋人的发明也不少。

但是很可惜，这些宋人的发明，依然优先选择送去东藩。不是他们爱东藩，而是东藩有一套对知识和技术奖励的制度，专利权法如今已经形成共识。宋人的发明家发明了新技术，一定是先去东藩进行注册，在大宋反倒要严防死守生怕泄密。

晏湲不是没想过要推行专利权法，他在江北就推行过，扬州运行的就很好，从李慢侯在扬州的时候开始，这里就形成了为知识费钱的习惯。但在其他地方推行的并不顺利，反对势力太强大。

最大的反对势力，就是耕读传家的士大夫阶层。大批士大夫阶层转化为商业资本，经营的项目往往跟土地关系紧密，比如纺织业就是士大夫阶层最能接受的手工产业。但是大量棉纺织技术、丝织技术，都是东藩引进或者进行过革新的，如果要推行专利权法，这些士大夫阶层就要给东藩境内的发明家付钱，他们不愿意。他们有知识，还能提出一大套道理来，说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古皆然，没有道理不劳而获。

结果就是，新技术不敢在大宋境内推广，反而要想方设法的防止技术被宋人窃取。

晏湲推行的大量新政，更像是在东藩压力之下的缝缝补补，大量特权阶层，如同沉重的铅锤一样坠住了他想要快速奔逃的双腿。

最有成效的改革，也正是在东藩施加压力最大的领域，军事领域的改革，反倒是颇有成效，打造出了一支颇为强悍的大宋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