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自由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徒心目中，通常等于宗教狂热。但16世纪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狂热很可能较穆斯林世界中的更普遍。这是个宗教战争不息的时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老是互相残杀，而且两者都不断地迫害、劫掠犹太教徒。确实，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也存在着不宽容或残酷的迫害。然而，事实依旧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莫卧儿人统治下享有的自由，比起任何居从属地位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欧洲享有的自由。要大得多。此外，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较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待遇要好些，也是无可怀疑的。

这一点可由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命运得到说明；众所周知，他们在那里遭到残忍的蹂躏，不得不逃走。但是，人们不十分清楚，大批犹太难民逃到奥斯曼帝国后，却找到了他们在西方所得不到的宽容。犹太移民常是些身怀技艺、颇有办法的人，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新祖国作出了大量贡献。实际上，有位奥斯曼苏丹曾说过，他无法理解西班牙国王为何会愚蠢地准许如此宝贵的臣民离开自己的王国。"这位斐迪南，怎么能说是'英明的'——他让自己的国家贫困，以便使我的国家富裕。"下面这段话也值得注意，它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于1717年写的，描述了犹太教徒在奥斯曼帝国的境况：

我注意到，绝大部分有钱商人都是犹太教徒。在这国家，犹太教徒势力惊人。他们享有所有蒙昧的土耳其人所享受不到的许多特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团体，由他们自己的法律管辖；他们控制了帝国的全部贸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有着牢固的联盟，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人生性懒散、不够勤奋，而他们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每个帕夏手下都有犹太教徒，他是柏夏的管家，参与帕夏的所有机密，经管帕夏的一切事务。不管是订立契约、接受贿赂，还是转让商品，都要经过犹太教徒之手。他们是达官贵人的医生、管家和译员。

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非穆斯林臣民都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基督教徒一样，可以自行按自己的愿望做礼拜，受到的限制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跟穆斯林一样，是圣经的臣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奉有一部暴典——一部成文的启示录。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是不够完全，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颇为宽容，允许他们在受到某些限制和付出若干代价的情况下奉行其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也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恰当规定。它是一部宗教法典，也是一部民法典。因之，伊斯兰教在宽容非穆斯林的宗教时，也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一政策是通过准许非穆斯林臣民组织成米勒特即拥有自己的教会首领、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得到落实。各宗教团体都有各自独立的米勒特：希腊东正教的、由启蒙者圣格列高利创立的亚美尼亚教会成员的、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以及新教徒的米勒特。这样，土耳其人便使他们的非穆斯林臣民能比较自在地管理自己。

诚然，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享受不到完全的宗教平等。他们不得骑马或携带武器，必须穿独特的服装以和真正的信仰者区别开来。他们的住宅不能高于穆斯林的。他们不可以修缮自己的教堂或敲钟，除非经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很难得到。他们必须缴纳额外的人头税，这种税在印度已为阿克巴所免除。不过，尽管有这种种不公平待遇，不遵奉国教者在苏里曼统治下的境况比在查理五世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境况要好些。他们可以自由地保持自己的宗教，可以去自己的教堂或犹太教堂做礼拜，可以有自己的牧师；他们只要接受苏丹的统治，便可在管理自己社团的事务时很少受到土耳其官吏的干涉。

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及其他一些岛屿上的希腊人，比较起来也都更喜欢早先土耳其人的统治，因为土耳其人让他们的公社享有自治权，并给他们以宗教自由。而威尼斯人则使他们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并让天主教神父不断地劝诱他们改变宗教信仰。1710年，法国旅行者莫特雷耶在希腊西海岸的莫顿登陆时，发现市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即大约11年前赶走土耳其人的威尼斯人，都极其仇视。当地有位居民向莫特雷耶抱怨说，"他们的神父到我们跟前来攻击我们的宗教，还老纠缠着要我们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事，土耳其人可从来没想到去做。正相反，他们给了我们本想要的全部自由……"文化成就

穆斯林世界在文化上和在宗教政策方面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16世纪时，诸穆斯林帝国的文化已很丰富、复杂、多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在中东和南亚曾繁荣一时的诸伟大文明——拜占庭文明、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诸穆斯林国家地处中心地区，从来自外界——欧洲和中国——的相当大的文化影响中获益匪浅，促使它们的文化虽然也许不象古希腊或近代西方世界的文化那样生气勃勃、富有独创性，但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上，穆斯林留下了至今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的精美作品。那时的建筑风格实际上因地而异，反映了地方传统和附近地区的影响。今天，耸立在开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清真寺礼尖塔就和建在北非西部的清真寺礼尖塔大不相同；前者轮廓优美，而后者则呈方形、较厚实。在印度，莫卧儿人将波斯和印度建筑中的一些成分揉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采用球形穹窿顶（即将其穹隅的顶点支在细长住上的圆屋顶）和高耸的拱门。可代表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出纪念物有不少。其中，有阿克巴所建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城中建有瑰丽壮观的清真寺、陵墓、公共浴室和宫殿；还有沙贾汗在德里所建的、内庭设有著名的孔雀宝座的宫殿以及这位皇帝在阿格拉郊外所建的更为著名的泰吉·玛哈尔陵。

这一时期的波斯建筑具有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特点：将色彩鲜明的建筑物造在有着池塘溪流、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里。萨菲王朝的君主的许多宫殿都建在这样的大花园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也处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世界闻名的锡南帕夏的了不起的一生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最初是一名打仗时负责架桥筑渡口的军事营造官，不久，受帝国统治者和高官显贵们的委托，专门从事建造清真寺和宫殿。在他长达90年的一生中，他工作起来总是干劲十足、成绩卓著，所以，他赢得了"土耳其的米开朗琪罗"这一国际声誉。帝国各地，从波斯尼亚到麦伽，他都留下了显露自己才华的标记。到1679年去世前，他至少建造了343座建筑物，其中包括81座清真寺、55所学校、50座小教堂、34座宫殿和33所公共浴室。他有两个弟子还是印度泰吉·玛哈尔陵的设计者。

历史和传记类著作在穆斯林国家也很流行。埃及人在编纂将过去的知识分类编排的百科全书性著作方面，尤为积极。社会科学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要数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他在自己的大部头杰作《通史导论》一书中，试图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论述，概括地提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由于他研究了伊斯兰教帝国的盛衰，所以他能对所有帝国的兴亡作出概括。他特别强调了诸如民族的团结精神、奢侈淫逸的腐败影响以及缺乏过危险生活的机会之类的因素。赫勒敦思考的范围之广泛，使人不免会联想起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文学，是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极感兴趣的又一领域。这方面，波斯人可为世所公认的大师，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赞美和模仿的作品。不过，按西方的鉴赏标准，穆斯林的散文和诗歌似乎有些矫揉造作、过于讲究修辞。其作品内容服从于表达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许多修饰方法的运用：移字母构新词，同音异义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如reed和read，回文（可顺读、也可倒读的诗句），装饰（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四边形（诗句排列成矩形，可横读，也可竖读），隐匿（故意避免采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谜语（一些用数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词中预定的字母数值的总数获得）。除了这些精巧的修辞方法外，波斯作家还忠实地重复某些传统的用语和联系。"圆脸"、"丝柏状身材"和"鲜红鱼嘴唇"都千篇一律地经常出现。如果"夜莺"给提到了，"玫瑰花"就决不会在远处。穆斯林作家在这种狭窄的框架内关心他们所熟悉的少数主题，反复不断地用愈益美丽的语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辞来加以表达。

除这些主要的文化活动领域外，穆斯林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很出色，其中包括绘细密画、编织地毯和纺织品、烧制瓷器、鞣制皮革和制作珠宝饰物等方面。

四、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16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