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泄露，我没把琼姐和陈大师是朋友的事对他说，只说是凑巧生意都赶到一起去了。

既然有大生意上门，登康自然暂时不能回马来西亚，就在香港等我的消息。他给马来西亚的徒弟打电话，让他们把那颗“阿赞霸牌”的域耶想办法运到香港来，以备不时之用。

五六天后，琼姐再次约我到另一座公园见面，还特意告诉我，不要背包。我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的这座公园在香港岛北面，地点更偏僻，让我找了半天。她将一个男式皮包交给我，说所有的原料和十万港币钞票都在包里，分文不少。我也没清点，直接把皮包斜挎在肩上，就辞别了她。

不得不说，这位琼姐是见过世面的人，办事很周全。她把这些东西都用男式皮包装着，我正好可以背回去，就算有人看到，除非目击她把皮包递给我的动作，否则怎么也猜不出我们之间交割了什么。

在出租车上，我忍不住打开皮包，里面有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拆开看是一百张崭新的千元港币钞票。要是人民币，十万块钱得厚厚一大捆，可港币有千元大钞，十万

才相当于人民币的一万那么厚，让我不由得感慨在香港这个花花世界，钱似乎也没那么值钱了。

我将这撂钞票数出一半收进口袋，回到酒店后，把皮包递给登康。登康仔细数了那撂钞票，满意地收进自己的皮包，又拿出那几种原料。

一张a4的白纸，上面贴着很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汉字和数字，这让我想起电影中绑匪向家属要钱时的情景，心想这琼姐也太谨慎了，难道我从字迹还能找到她不成。剪报的内容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这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姓金，我忍不住用酒店的电脑查询该名字和香港的关键词，出来的结果极少。

香港经济发达，有几百万港币身家的人，在这里都不算富人，只能相当于内地的小康水平吧，当然，那些居住在香港公屋中的平民家庭除外。如果琼姐要整的这个人并非巨富或名人，在网上肯定是查不到的。就像在内地要查某市某县的一个企业老板，估计也不会有多少结果。

除了金先生的名字和生日之外，还有两张他在高尔夫球场的正面照片，金先生看起来中年发福，但一脸的福相。另外，还有几个崭新的白色塑料密封袋和玻璃瓶，装着头发、指甲、血液和两条穿过的内裤。要说收集到头发和指甲并不难，可这小瓶血液是怎么弄到的，不由得佩服琼

姐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