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先生讲述的这些道理，其实乔安都懂，但是他觉得富兰克林先生误解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

乔安关注的重点不是一个人死后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抑或无人问津，这些都是来自他人的评价，对于一个死者而言，无论身后获得的是赞赏、批评抑或遗忘，他都无从得知，又有什么意义？

关键在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要如何说服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尤其是在遭受挫败、打击和痛苦时，意识到人生苦多乐少的时候，意识到个人乃至宇宙都注定难逃毁灭的时候，难免会滋生出莫可名状的荒谬感和空虚感，这种时候，要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非果断的选择结束生命。

人生在世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所有问题当中最严肃的一个，莫过于“自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必要思考其它问题。

如果把人一生经受的“痛苦”和“幸福”分别赋予效用数值，进行加权统计，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痛苦总效用其实要远远大于幸福总效用，两者相抵，剩下的净值都是痛苦。

从数学统计的层面来讲，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世上绝大多数人努力活一辈子就是为了遭罪。

如果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出生与否，根据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该出生，或者应该在觉醒自由意志的那一刻就选择消灭自己的，免得继续累计痛苦净值。

显而易见，乔安根据理性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虚无主义思想。

他自己无法从上述推导过程中找出逻辑漏洞，但是心中有一种朦胧的直觉，或者说是感性，告诉他这种推理方式是错误的，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智慧生物早就该选择集体自杀了，又怎么能够发展出越来越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呢？

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想象力具有某种类似自我欺骗的功能，可以使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枷锁，仅凭想象就相信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越来越多，从而获得积极乐观的生活动力？

事实上，另一位认真给乔安回信的教授，的确提出了上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