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在问你。”任秉义指了指沈轻灵。

沈轻灵又问了遍：“案发当日，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于奔回想了一下，嗫嚅道：“就是那件衣服，那件缺一角的，小的也不知道那衣服是什么时候，在哪儿被割破的，等后来有官差老爷找上门，小的才知道出大事了。”

缺的那一角，可不打更人喉咙里的那个。

“你当日做了什么，还记得吗？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试试。”沈轻灵循循善诱，目光转望一旁的文书吏，示意他做好记录。

时隔三年，于奔说起当日的事，与曾经的卷宗相差不多，想来过去三年中，他或是被迫，或是主动，都已经回忆过无数次了。

两份口供最后呈到沈轻灵面前时，堂下于奔已经泪流满面了。

任秉义一直在观察沈轻灵，从神色到举止，无不细细琢磨。从自家二儿子与三儿子送来卷宗起，任秉义就对这个姓沈的小娘子上了心，等到大儿子将那归类的法子递到正堂时，任秉义几乎是立刻就请下属过去接人了。

如此人才，还管她是不是女人，是不是有所图谋？单是那缜密分析的心性，就值得任秉义一个礼贤下士。

况且，任秉义对自己有把握，自认为可以驾驭此等贤士。

“你说你辰时出门干活，申时才回，且回到家之后除了去过一趟城东市集外，再没有出门。”沈轻灵点在口供上，一件事一件事拆开了问，“但在你的母亲的口供中，酉时她小憩了些时候，这当中，你在做什么？”

于奔带着母亲住在城东的老破坊间，而从城东赶往西郊姜家，至少需要整整一个时辰，单从时间上来说，其母亲的供词足以给于奔洗清嫌疑。

然而他们之间是亲人关系。

在李朝律法上，亲近之人的供词是否可信，还取决于审理的主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