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说的如此耸人听闻，柳如烟脸上的表情半信半疑。

按说，现在并不是我和她私下里单独说话，还当着任逍遥老爷子的面。

并且，我们此刻是在说案例，于情于理我都不应该拿这些话开玩笑或者搪塞她。

只是我的说法听上去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不怪如烟不信！

很简单，预审员和犯人是什么关系？对吧，一个完全占据主动和上风，另一个处在被动中，被盘问，被诘责，甚至被挖苦讽刺喝骂…

证据指向明显的犯罪嫌疑人，审问他（她）的目的只是为了三大证据至少具备其一，从而可以相对容易为其定罪罢了。

人证物证口供，通常情况下总归要有一样的，否则，哪怕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再明显，其犯罪事实几乎不容置疑，那也不行，在这个环节卡很长时间。

那么，目的唯一性就是预审的基本目的，怎么存在犯罪嫌疑人反制预审员的可能呢？

见柳如烟一脸不信，又似乎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便道，“如烟，我给你讲个真实案例吧，你听了，千万不要惊掉了下巴。”

“有这么严重吗？”柳如烟白了我一眼，又转向任逍遥，带着撒娇和告状的口吻说，“任老师，你看看江枫，又要信口开河了。”

只是，之前一直有意无意偏袒如烟，似乎时不时数落我几句为如烟撑腰的任老师，这一刻的脸色却忽然变的不好起来，似乎，他已经猜到接下来我要对柳如烟讲的案例是哪一桩了。

我的脸色也变得严峻，低头问，“老师，我可以说那个案子吗？”

“…唉，过去很多年了，你讲吧，我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