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数十个仓储群落，是按照天干地支之数来进行排列着；因此，通过搜检西北片的署衙，发现了不少乱七八糟的散乱到处都是，与含嘉仓城有关的文牍书案，从十多年前的储运记录，到半个月前的调拨文书皆有。

显然是被那些负责放火的北兵，给忽略和遗忘掉的部分，但对于我军来说却是如获至宝一般的好处了。

有了这批文书和存档，接下来来的开仓行动，就可以有所参照的按图索骥，不再是两眼一抹黑的瞎找了。

“发现粮食了……”

听到这个报告，我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虽然只是一个叫辰丙十三的仓窖，初步估计大概有约五十五万斤谷子，换成更大的计量单位也就是六千多石，但也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补益了。特别是在眼下这种情况，粮食可比什么金银财宝更有用处的多。

然后在辰丙十六、十七、二十一号仓储中，也不同程度的发现粗碾大米、脱壳麦子、大豆和赤豆等其他种类的粮食作物，虽然已经被取用走相当部分，但是剩下来的数量还是颇为可观的。

而对于我的士兵来说，这也意味着终于不用啃硬梆梆的压缩口粮，就着分量有限的罐头汤，而可以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米粥，或是捏上几个洒上海苔和鱼松、虾米的杂豆饭团了。

毕竟，虽然自从泰兴年间以来，中原大抵已经推广土豆和地瓜、玉米之类的种植物有数百年了；但是出于传统饮食习惯的巨大惯性，栗米（小米）和稻麦，始终牢牢占据着广大中原百姓首选主食的前列。

而那些舶来物的瓜菜豆薯，则通常被当作是卑微小民或是底层人家，用来救济救灾的种植作物，而始终不怎么被主流和上层看得上眼。

因此，这种偏好和社会导向，也体现在了这些含嘉仓城的往来贮存记录当中。光是栗米至少占据了粮食类的四分之一，然后才是稻米和麦子，最后是各种豆类，在南方大行其道的玉米土豆地瓜，仅仅占了很小的比例而已。

正所谓是“干燥之地，粟可存9年，米5年，潮温之地，粟存5年，米存3年。”（《新唐书·食货志》）。

看到这里，我忽然记起一件后世的公案来，

解放后的考古界曾经在七十年代初，对含嘉仓城的一只进行过考古，结果其中居然发现了一整窖的栗米，而且谷粒与谷糠分明；虽然其中半数都碳化了，但是其中一些谷子出土之后居然还能发芽，并且由此生长出稻穗来。

可见其仓储手段的得力和有效，可比什么德国下水道边上的油纸包之类的神话给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