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条鞭法”推广后也只是夏粮及经济作物以银子交税，而秋粮依然是以实物大米交税。

所以，明中后期以前的岁入的数百万两白银，实际上是除农业税以外的其他诸如商业税、盐课税、矿税等。

第二个原因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明朝中央财政穷困的关键。

依照洪武皇帝的定制，明朝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是分开来算的，地方税收直接归入地方政府，就地收支，不必上缴到户部。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初期每年的实物税收大概能折算为3000万石米，以一两银子两石米计算，明朝实物税折银大概为一千五百万两白银。

再加上明初中央实际税收两百万两白银，以及地方上的总税收一千四百两，明朝初期的财政总收入为三千多万两白银。

南宋与明初白银的购买力相当，虽然明初的税收比不上南宋，但是比后来的清朝是要富裕许多。

清朝在康熙年间岁收达到近三千万两白银，乾隆时期则近五千万两，不过由于明朝中后期日本和南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导致清朝白银的购买力远低于明朝，所以明朝的财政收入高于清朝。

正是因为明朝采用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的税收，地方税收都在当地政府就地支取，这使得地方官吏想尽办法中饱私囊，隐瞒、虚报、欺骗税收。

这使得明朝的税收没有到达国库，绝大多数都进了士绅阶层人员的手中，也就是所谓的“藏富于民”。

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大明户部国库里的银两可能还比不上一个江南大财主的小金库，这使得大明每遇到天灾战祸国库都捉襟见肘，而那些江南士绅商贾却富得流油，每次向朝廷捐献的银两都有数百万两之巨，可谓既占了便宜又落了一个好名声。

明朝的财政之所以会陷入窘境，归根结底与明太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洪武皇帝可谓是历朝历代出身最为贫贱的皇帝，虽然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但因为他出身的局限性，使得他的思想带有严重的小农意识。

由于这种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洪武皇帝极度重农抑商，在他的眼里或许根本不该有商人这种不劳而获的阶层出现，而他的理想国度是男耕女织，丰衣足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种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当初修建南京宫殿的时候每一个块砖石竟然都是从各地烧制好后再运到南京，耗费巨大，而洪武皇帝却没有想过在南京修建一个砖厂，就地供给砖石。

洪武皇帝对商人的打压堪称历代之最，除了禁止商人穿丝绸，而且还不许商人子女考取功名，直到永乐年间才逐渐取消这两条限制。

除了对对商业大力打压外，洪武皇帝由于蔑视商人，故而自然也不重视税收了，因此所制定的税收以农业税为主，明初的商业税是30税1，也就是3。33%的税率，现在看来完全就是不可思议之事，结果自然白白便宜了那些商贾。

由此一来，明朝的海外贸易也深受影响，在各种因素的纠缠下实行了海禁，使得明朝没有了唐宋之际万国来朝的盛况，每年损失大量的海关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