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万历八年，这次瘟疫随漕运蔓延至太谷、辽州、太原、保德、大同、定襄、灵邱、文水、清源、永平、祁县诸地。

万历九年，太谷、辽州、太原、保德、大同、定襄、灵邱、清源的瘟疫被遏制，却又已蔓延至阳曲、交城、代州、平定、长治。

过去波及虽广，但那些瘟疫人们都见过，医生也有治疗手段，但万历十年遇上了大旱灾，两种不同病症降临。

首先是被塞外撤回伤兵带回的大头瘟，其实就是鼠疫，关内遭逢大旱塞外更是大旱，从通州开始，蔓延京师；随后是去岁跟着陈实功一起在天津北洋下船的旗军、商贾中有人感染另一种瘟疫，百姓普遍认为这种瘟疫是由于久旱带来的瘟疫，京师的医师经临床诊断判断这种病症初起寒热痉挛、次变黄斑、狂躁，多有病死者。

经陈实功辨认，这种病是他们的商人从南亚带回来的，为原住民高发的瘟疫，被东洋军府定名为黄热瘟，是不怕天花的旗军最高级别预防瘟疫，它致死率不高，但传染性强，极其影响战斗力。

万历亲笔将这些历年瘟疫报告总结起来，深感肩上责任之重。

每一次瘟疫，在朝廷公文占比实际很小，通常在报到他案头时只在占一句话。

受限于过去信息传递速度，同样是灾害，水灾、旱灾，在地方大员汇报给朝廷的公文中占比较大，风灾、瘟疫则相对更少，因为瘟疫报到朝廷再发回去，基本上就过去了。

事实上中原王朝自古以来与瘟疫对抗的战争一直在持续，这甚至就是中原王朝官僚系统的主要作用，对抵御瘟疫有足够的先例与预案。

帝王从汉代的文帝、元帝、成帝、桓帝都因瘟疫下自责诏书，命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赈济感染瘟疫的灾民，汉平帝为对付天花，是第一个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以隔离手段治疗瘟疫掐断传染，同样用于隔离的‘病迁坊’也出现在汉代，到唐代叫‘病人坊’。

宋代发生瘟疫，由地方衙门组织医生义诊、诊金由衙门支付，所有派往边塞将官皆需携随行医官，预防军中疾病。

甚至包括历朝历代盛世修典的习惯，医书始终位列其间。

一切的技术也好、科学也罢，都是由需求推动的。

见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乃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