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洋深受陈沐洗脑的赵士桢对京师腹地的生活极不习惯，他清楚陈沐想做什么，也更清楚京师环境决定了陈沐的设想是多不可能。

大明的行政中枢似乎永远不会将海外当作开拓的起点，人们更在乎哪里遭灾、哪里丰收，带给赵士桢更深的挫败感。

即使当朝首辅与皇帝求知若渴地学习海外事宜，那也只是为了多一点了解，再无重视之意。

朝廷对外洋的重视，仅短暂停留于隆庆皇帝在位那几年，国库入不敷出，急需一个突破口来开源节流撑过那段日子，陈沐与南洋军府很好地担当了这个突破口。

作为回报，南洋军府在海外有所有权力，甚至到现在还依然保留着。

但那份重视已经不在了，自张居正执掌大权，考成法的施行与赋税一条鞭法的推行，吏治更加清明扭转风气，朝廷补上北疆拖欠的军费，整个帝国重新焕发生机。

与之相比，海事收入才哪儿到哪？

当各个赋税收入两千九百万，支出三千万时，南洋军府的一百万两海运是重中之重。

但支出三千万两，收入三千三百万两时，海外那一百万两还重要吗？

金山银山，也很难对大明造成冲击。

倒是被真正的帝师张居正逼着学习的小万历皇帝给赵士桢带来一丝希望，皇帝对海外充满好奇。

“陛下，山西百姓遭灾，阁老命小臣前往跟随巡抚赈灾，户部银两一到，臣就要启程了。”

文华殿讲经结束，大学士退下，赵士桢则向张居正请示后得到片刻与皇帝告别的时间。、

空荡荡的大殿在学士、宾客退走后，仅余宫中侍卫与伴读太监，年仅十一的万历皇帝从下面座位立起，向赵士桢拱手作揖，道：“常吉再给朕讲讲浑天球吧。”

所谓的浑天球就是地球仪，穷南洋军府在年初所知，先覆于铜球，再绘刻地图，以不同漆色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