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在对方的脸上停留，许琳抿起嘴苦苦思索着“控诉”的含义，可到底还是无法领悟透彻。

白中元的余光瞟过，将那有些落寞的神色收入眼中，似是得意、也似是不忍的撇撇嘴，最终还是做了解释。

在侦办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不管是取证、检验，还是检索、鉴定，抑或是后续的走访、排查，其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方设法获取到更多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和线索，这是不容动摇的核心点。

拿这起连环案来说，不论是受害人的数量多少，还是她们各自身上有什么隐情，警方去挖掘这一切都是为了将凶手缉拿归案。

可很多时候，从案发现场以及受害人身上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那就需要警方根据案件征象做出大胆的判断和推导。

就比如，墙壁上遗留的荧光箭头。

显性的案件征象，通常都是有所寓意的，而且是具有绝对的指向性，不是有关受害人的就是有关嫌疑人的。

通过调查，连环案中的三名受害人并没有直接关系，能将她们联系到一起的只有犯下罪行的凶手。

这也就说明了荧光箭头看似映射的是三名受害人，其实真正指向的还是嫌疑人，其中必然隐藏着某种隐性讯息。

勘查结果表明，荧光箭头所在的墙壁区域不存在指纹之类的线索，由此便能排减行为得出心理痕迹的结论。

绝大多数反社会人格的嫌疑人，其本身的心理都是有着病变的，这种病态的心理往往是不能控制的。

嫌疑人在不能控制的病态心理下犯罪，那么在犯罪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相关痕迹，归根结底还是对快感的宣泄。

宣泄，是一种略显极端的情绪表达方式，存有极为强烈的主观性，追根溯源则可以反映出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

综上所述，荧光箭头的寓意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那不仅仅是在揭露三名受害人有所残缺的品质，更是犯罪嫌疑人自身的控诉。他一定是遭受过相关方面的挫折或是伤害，留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进而扭曲了心灵。

而这，就是他的犯罪动机。

因为清楚许琳的困惑，所以白中元在说出上述这些话的时候，尽量在以最准确的言语做着表达。

这种表达在许琳看来，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解疑释惑了，而是对方在刑侦业务方面的能力体现。

“不管白中元是不是值得怀疑，不管他在半年前有没有涉案，通过上述所言都能确定一个事实，其办案水平是值得推崇和肯定的，看来在爆炸案水落石出之前，还是要尽量维持好彼此的关系才行。”

许琳内心有此想法，自然是不会说出来的，于是便点点头附和着之前的话：“我听一位老刑警说过，在刑事案件中，如果获取到了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也就意味着结案的大门打开了一半。若真如此，接下来我们的压力就小多了。”

“胡说八道。”白中元冷哼一声。

“你这是什么态度？”嘲讽的语气和粗鲁的言辞，顿时让许琳那点儿好感荡然无存，“白中元，你说清楚，我怎么就胡说八道了？”

“我没有说你在胡说八道。”看到对方当真有了些火气，白中元只好赶紧解释，“我说告诉你这句话的人是在胡说八道。”

听到不是说自己，许琳的脸色好看了几分，但这并不代表她就不追究了：“你这样说别人也不好吧？”

“怎么不好了？”撇开了许琳的关系后，白中元再说话时口气又尖锐了几分，“本就是误人子弟的言论，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你什么意思，他说的不对？”许琳追问。

“当然不对。”白中元目不斜视的说道，“犯罪动机的确很重要，但在刑事案件中是很难定义每个环节主次之分的。”

“为什么？”许琳不解。

“因为三点。”白中元解释。

首先，刑事案件讲求的是夯实确凿、无懈可击的证据链，这当中不仅包括了嫌疑人的犯罪动机，还有诸多不容忽视的环节。而在这诸多的环节中，每一个都有可能存在决定性的关键线索。

其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起案件，哪怕是模仿犯罪，当中也是必然有着细微出入的。

案件不同，意味着作案人也会不同，如此就会导致案件征象差异化，进而犯罪动机占据的分量比也会有大小之分。

最后，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没有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之前，证据链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错误。

听完了白中元的解释之后，许琳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比对来看的话，貌似你说的更有道理些。”

“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不妨再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

“细节决定成败。”

“我听过。”

“但你没有听到心里去。”

“你又不是我，凭什么这样说？”许琳有时候觉得对方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真的可恶到了极点。

“因为我有证据。”白中元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什么证据？”

“我们不说三名受害人，也不说嫌疑人，就单说案发现场，你就没有发现令人深思之处吗？”

从内心来讲，白中元并不是很排斥许琳，相反很欣赏她的性格和能力，当然这是在不提旧账的前提下。

通过之前的接触了解，可以看出许琳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也有一颗求知好学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