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翰林院果然传来消息，三天后进行大考，顿时把翰林院和詹事府中一众中级官员们吓得如同惊弓之鸟，脸上都没了笑脸，正应了京城广为流传的一首诗——“金顶朝珠褂紫貂，羣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引），可见大考有多恐怖。

凡是侍讲学士及侍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及以上的翰林官们都要参加这次大考，其中方长庚和冯廷书最受人瞩目，一来他们两个是上一届榜眼和探花，才思敏捷又年富力强，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二来大考是他们任官后第一次考核，如果落到三等四等是极其丢脸的事，不少人想看他们的笑话。

这次大考内容为一首诗加一篇赋，再加上一篇论，而对于翰林院来说，三年乃至更多年喝喝茶看看报纸的日子过下来，有些人早就松懈了学业，突然来了这么一场突击考试，可谓是压力山大，不过方长庚没那么着急，这三年来他也算饱览群书，不敢说进步多少，但应付考试应当不成问题，再说了就三天时间，又是考诗赋，临时抱佛脚都不顶用，还不如放轻松，看起来还帅一点儿。

大考那天，方长庚和冯廷书同时出现在考场，同一天包括沈霖在内的庶吉士们同步进行着散馆考试，两人也算一对难兄难弟。

监考的是吏部官员，试题发下来以后，方长庚阅览了一遍，诗题为“赋得更闻四明聪，五言排律八韵”，赋题乃“谦受益赋”，而论题竟是前朝史论！

看来昭武帝对史书十分看重，不仅屡次下诏谕修改前史书，大考还出这种题，让方长庚不由得猜测会不会由昭武帝亲自阅卷。

不管如何，昭武帝显然很在意后人对他的看法，对统治者而言，修史书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证明新朝成立的合法性，所以写这篇论的时候还得迎合昭武帝的立场发表自己的史学观点。

方长庚心中略有些激动，只因为他为了这次任务几乎读过所有昭武帝关于修史的诏谕，深知他一颗渴望后人理解他的心，孔子至圣，编写完《春秋》后也曾发出“知我罪我”的感叹，昭武帝必然也知道他所作所为后人一定会毁誉不一，但昭武帝绝不可能因为后人如何评说而什么都不做，唯愿后人能明是非采公论，慎重为之而已。对于修前朝史，正是要秉承这个原则进行才是。

如此一想即柳暗花明，方长庚下笔一气呵成，十分顺畅，交卷以后也不再想结果如何，高高兴兴地去找沈霖去了。

看沈霖的模样应该也做得不错，他是那种自己能考九十分就说自己考九十分甚至一百分的人，从来不会刻意隐瞒什么，让方长庚觉得与他相处十分轻松，而不像和其他人交流时总戴着面具。

五天后，大考的成绩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