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最后一点兼带的职责，才是他这次成立相关队伍的真正用心和戏肉所在。主要是有了名正言顺的由头，来逐步消夺军中旧有势力和来自广府方面的影响力，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采取一些果断而非常的措施。

因此，这支队伍实际上是由岭南本地出身的死忠——许四、许毅将兼任的，副手则是前官军钟翼；具体人员也都是挑选地方收拢的苦大仇深之辈，与怒风老营少有干系和牵扯为优先。而随自己前往广府的头目同样也要有四位人选：

一个就是马队队官孙六茅，一个是重建的前营副尉吴星辰，前者曾是王蟠的亲卫队长，后者则是王蟠一手提拔的新进；更兼是潮阳事变中死里逃生重要的见证人。

还有一位担任直属（队升小）团副尉的青州人林铭，则是真正负责自己周身安全与保卫工作的人选；最后一位则是周淮安一直看好的新晋旅帅葛国美、葛从周，也算是给他个在义军上层当中露脸和开眼界的机会。

而这次赏赐来的绢帛，他也毫无意外的将一部分散发给了身边人权做添置衣物，一部分作为军中额外收容那些孤儿少年的补贴之用。

反正除了日常吃食所需之外，他暂时没有更多堆积私人财货的需求，真有什么需要直接用权力去调拨就好了；因此在所有的明面上，一贯下来他能够支取的收入和分到的斩获，很快就变成各种实验性的材料和成品，或又是对身边人等的补贴和扶助，基本没有在身边留住多久。

而他由此整出来的一些新事物或者说试验品，也会立马与身边的各人分享（充作实验的小白鼠性质），算是一种惠而不费的潜在福利和亲近的表现。不过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谁都知道他总能鼓捣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好东西来，而将优先试用的机会视为一种绝无仅有的奖励和褒奖。

这可比什么钱财的直接赏赐和馈赠，要更有意义和激励作用的多。

不过这这一路上，伴随周淮安同行的还有充为信使和查访官的校尉柴平。似乎是因为身份地位的变化也因为接触相熟的程度，相比当初惜字如金的高冷模样也变得有些话语见多起来；他几乎是事无巨细的询问了许多与怒风营相关的事物，除了潮阳之变中的一些细节之外，甚至还对诸多发生在怒风营当中的变化和举措，甚有兴趣而一副盘根问底的样子。

对此周淮安到没有多少隐瞒的心思，只是有所选择和过滤的告知一些东西；一方面算是回报他当初的那点提携之情，

另一方面则是全盘上的考虑，有些内容像是卫生防疫和内务整理、后勤分配在内的而一些经验和手段，如果对方能够认真的学过去一丝半毫的，对于提升整体的义军实力也是有所好处的事情。

相比这些知识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出传播和推广这些知识的群体。

当周淮安重新踏上前往广府的道路时，心情还是颇有些复杂的感触；因为这一来一去之间，一晃眼见就已经是第二年的初春之际了；

而相比当初小猫两三只的亲随什么的，现在他身边追随的队伍也壮大了何止值数十倍。人人顶盔掼甲，背弩挎刀，而在牵挽的车辆或是代步的马匹上，还装着相应的盾牌、长矛、斧锤、棍枷等复数的装具，光是簇拥在他马车周旁枪杆上的大小旗帜至少有数十面。

只是，相比现在暖风熏人熏的令人有些懒洋洋犯困的天气，他更喜欢凉爽而干燥的岭南冬天。太阳晒出来青苗的淡淡清香与水田翻浆的土腥味，混杂在暖融融的空气当中。在这一路上最大的变化和触动，就是一种名为井然有序的氛围和环境。

通过前期的清洗和整顿，以及痛下杀手惩治了许多聚散为盗匪的野外游散之后；失去原本大多数上层存在的乡村地方，也不得不在新推举出来的领头人带领下，通过与附近城邑驻防义军的交涉与互动，初步建立起来一套钱粮征收和丁役派发、定期交易与汇报的基本秩序和等次。

尤其是在除了口粮等自足部分以外，大多数民生所需的相关事物，还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补充的外来物产等经济命脉，都通过义军把持和控制的交通要冲，变相掌握住了之后。所谓的串联和抱团对抗，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笑话，有本事你断绝一个月不吃盐，变成全身软趴趴的到处浮肿再来说这种话。

虽然这其中还是相当的粗放和简陋，也可以说是问题和漏洞依旧不少的；但哪怕是有瑕疵的秩序，也总比持续的混乱与无序，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当新一年的春耕和播种开始了之后，路边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梯田当中，各种劳作的身影也变得密集和频繁起来；虽然其中老弱妇孺的比例还是较大，但至少比起初来的时候那种，走上数十里不见多少人烟，各种稀稀拉拉和荒废的模样好上许多了；

而且他们多数已经不怎么避人了，面对大路上开过的队伍，他们最多就是抬头多望上几眼，就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活计忙碌当中去了。也只有一些实在靠大路比较近的存在，才会停下活计来恭恭敬敬的退到一边，直到目送这队伍的离开。

以周淮安的眼力，甚至看不到他们多少惊慌和局促的表情。按照如今义军治下的新次序，少了传统的胥吏和大户豪强加诸下来不断翻倍的层层盘剥，只要一次性缴纳大半数产出，剩下的部分依旧足够大多数人以较低的负担和而安然度日下去；

毕竟要知道，唐朝原本的一切税赋徭役体制，都是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上；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看起来是没有多少，但是这只是初唐立国时的标准。

随着国家发展土地兼并日重，破产逃亡的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均田制早已经崩坏掉了；与此同时，各种各种逃避交税的“不课户”变得越来越多；而随着膨胀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规模，是国家从各方面支取的用度是越来越繁重；而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账面上，变得越来越少的赋税户口之上。于是，除了各种正赋之外各种繁杂的捐税名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免课户口的标准是：九品以上官员，二十岁以下的男子，老、废、妻妾，部曲奴婢亦可，还有就是僧、道之流也享受免课待遇。所以就自然而然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不交税，也不计算在正式户口里的特殊群体，。）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百姓苦不堪言，乃至相对富熟的江南地区，也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