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径攻刘泽清，以武力进行剿灭。照左梦庚本人的话说便是“我是兴平公，他是东平侯。公大过侯，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打他就像老爹打不肖子孙的屁股，大有道理”。

金声桓、高进库、徐勇等明将率军分数路围攻刘泽清老本营。生死关头，刘泽清也不肯轻易认输，凭借徐州等地防御阵地，率万人抵抗。数万明军窝里斗，在曹濮徐宿等地混战大半个月，等到赵当世在山西大同府击败清军主力时，刘泽清的老本营曹州亦被攻陷，刘泽清携妻带子，登上城中高楼自焚而死。左梦庚遂收编其军，共计七万大军，走济宁州向山东腹地进军。

山东一直民变不断，清廷不愿意分散精锐兵力四处平叛镇守，只任命了王鳌永、方大猷、柯永盛等官员分赴地方，自募军队弹压本地贼寇乱民。这些官员背靠清廷，虽能运用各种手段保持对地方叛乱势力的优势地位，但无论如何也不是数万明军正规野战部队的对手，史可法与左梦庚大军一路上几乎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土地，清廷委任官员纷纷落荒而逃，各地军民重新打出大明旗号，响应明军。

北京清廷即便早有准备，提前派出多铎领两万八旗军在京郊待战，可说实话，以两万对七八万势如破竹而来的明军，并无十足胜算。很快，阿济格在山西溃败的消息传遍北京，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四起，就连一向稳如泰山的多尔衮也大为震惊。

胜败乃兵家常事，阿济格从北京出发时，多尔衮就以此宽慰他让他心理压力不要太大，多多少少做好了接受失败受挫的心里准备。可是，多尔衮却从未想到，他引以为傲视为天下强兵无双的八旗精锐，居然会败得如此惨。

山西战局，阿济格坐拥四万八旗军，是清军主力中的主力，最后竟连战连败，不仅失去了山西，而且逃出生天的兵马只剩不到一万五千。如此伤亡，是八旗军十余年来未有之事，更令本就兵力匮乏的八旗军元气大伤。

多尔衮不敢再让多铎南下救援山东，勒令他环卫北京。但随着赵当世在宣府迫降吴三桂的两万军队，清军愈有日薄西山的趋势。

原先因剃发令群情激愤的京师及近畿地带暗流涌动，几乎每一日都会有探子禀报给多尔衮谁谁密谋、谁谁有不轨之举，外敌未至，苦苦支撑在北京的清廷已如同乘舟汹涌大海，沉浮不稳，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更令多尔衮骇然的是，阿济格兵败两日后，关外沈阳有使者来报，称有大批明军自海上来袭，攻占辽东多处岛屿，甚至不时侵入内地，残杀军民。

那是郑芝龙的水师。

从南京与左梦庚分道扬镳后，郑家水师依照原定计划，先往日本平户港停驻。郑芝龙与日本幕府关系融洽，此前藤信亮就曾多次代表郑家向日本幕府将军源家光致意献礼，郑家也是自日本颁布锁国令后，少数取得朱印状可以进出日本指定港口的的外国商人。

但日本经过几次起义以及与与红毛人的对立事件，依然处于军事敏感时期，郑芝龙为了避嫌，没有将舰队尽数停泊在平户，而是把主力挪到了对马岛。对马岛地处朝鲜国与日本国之间，虽从属日本，但掌权对马岛的宗家因长期与日、朝两边关系莫逆，所以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特殊地位。现任对马岛中藩藩主宗义成与郑家也有商贸往来，愿意提供港口给郑芝龙驻军，郑芝龙的两万水师于是得以分布在对马与平户一线的广袤海域。

多尔衮率领八万八旗主力出关，留在关外的兵马少而弱，从沈阳方面传来的急报可知，当下袭扰辽东沿海的这支明军，势力远远超过当年令清军头痛的东江镇，目前明军水师已经攻陷了多个沿海岛屿，倘若纵容他们继续试探下去，终不免酿出恶果。

除此之外，朝鲜国的态度亦捉摸不定。黄台吉时期，清军虽以武力征服了朝鲜，但朝鲜身在曹营心在汉，阳奉阴违之举屡见不鲜，甚至其国内部，还在暗中使用崇祯年号纪年，而将清国斥为夷狄。朝鲜国王李倧追思大明，每到元旦等佳节，均“辄行望阙礼，如对咫尺焉”，屡屡思及明朝，亦是为之太息，潸然泪下。清军强征兵朝鲜，李倧又暗使人往大明表达苦衷请求谅解，乃至“在宫中设牌位，西向中原哭拜”。

此类种种，清廷大多知道，然因不愿背后激变，只要不太过分，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明军掠辽东、近朝鲜，谁都无法保证，一旦朝鲜受到影响决意反水，辽东局势将会演变到何样地步。防范于未然，多尔衮不可能将满清基业置于咄咄进犯的明军与蠢蠢欲动的朝鲜之下，无动于衷。

山西、山东明军共有二十万进逼，辽东局面动荡岌岌可危，北京城人心浮动屡镇难止，数重压力如山袭来。阿济格兵败，更让豪格等反对长期占据明土的满清权贵大为不满，趁机攻击多尔衮，用阿济格兵败的事实说话，大肆质疑起他的全盘战略。

外有强敌、内有政敌，多尔衮焦头烂额，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