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也比南美的高出不少。”
“正是如此,我才想要更换棉花原产地。”
“但南美的棉花产地,却是近两年突然冒出来的,远不及本国的供货商值得信赖。”
“是有这个风险,可我当时就向我的合伙人桑顿先生保证,若是有了棉花原料上的问题,我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就算因此断了原料、无法按时完成订单,亏损的钱财我出。”
“可是宾利先生,你可曾想过工人们的反应?”
玛丽的问题落地,宾利先生微微一怔。
他似乎没理解玛丽的问题:“你是指?”
“棉花原料的价格便宜了,出产的棉布却是一样的价格。这样工厂获得的利润会更高,那么问题就来了——收入增加之后,是否要给工人们涨工资呢?”玛丽问。
“既然有了多余的收入,”达西先生插嘴,“给工人们涨工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南美的棉花产地很新,并不见得稳定。若是几年之后原料质量下降,或者供货商破产,就算有宾利先生打包票、换回本国的棉花,可是原料的价格就会回升,工人们的工资又要降回去了,这该如何向他们交代?”
“那要是不涨呢?”伊丽莎白好奇问道。
“多余的钱全部进了桑顿先生和宾利先生的口袋,”玛丽开口,“换做你是工人,莉齐,你会怎么做?”
“会罢工。”宾利先生沉重地接道。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涨工资也好,不涨工资也好,只要换了不稳定的棉花原料产地,最终都会有工人罢工的可能性。
毋须继续解释,玛丽扬起笑容:“要我看啊,这位桑顿先生太过保守了。开工厂总是有风险,既然有金钱交易,亏损是逃不掉的事情,再想办法赚回来就是了嘛。”
伊丽莎白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她感慨道,“这位桑顿先生倒是一位负责任的人,一家工厂有几百位工人,而工人们也需要生活、抚养后代。他所求的就是大家都能安心工作,不短吃喝罢了。”
“这么一说,我倒是理解他的选择了。”宾利先生若有所思。
而达西则直直地看向玛丽,神情中带着几分莫名其妙地意味:“是谁教给了你这些,玛丽小姐?”
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啦。
这么简单的道理,在二十一世纪人人都懂好吗。当然这话玛丽可不能直说,在场的不是资本家,就是大地主,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她读过马克思的书籍。
于是玛丽只是维持着笑容:“我不善跳舞,也没有其他爱好,只有没事读读书,想想这些浅显道理了。”
“浅显,这可不浅显!”
宾利先生禁不住赞叹出声:“我相信,就算在伦敦,你的头脑也要胜过不少工厂主了,玛丽小姐!没想到在朗伯恩这么小的地方,还能养出你这种有经济头脑的女士来。”
同时他也免不了再次可惜——为什么玛丽·班纳特只是一位女子?宾利先生知道班纳特一家的情况,没有儿子,几位姑娘只能分得一笔勉强的嫁妆,要是不结婚,情况则更惨。
而说实话,玛丽·班纳特的外貌条件可大大不如她的姐妹们。但倘若她是个年轻的男孩,凭借这份胆识和头脑,定然能闯出一番名堂来。
“你看,威廉,”宾利先生笑着对达西先生开口,“我就说玛丽·班纳特小姐才智过人,常常道出一些真知灼见来,之前舞会结束后,你还不以为然呢。”
被好友突然揶揄,达西也不急于辩驳。他只是不着痕迹地低了低头,片刻才说道:“我不会否认,初次见面时,那番论断确实贸然,这是我的错误。”
伊丽莎白:“……”
达西先生看向坐在一旁的伊丽莎白,视线相对,后者率先挪开了目光。
伊丽莎白当然知道这番话是对自己说的,但她并没有搭腔。反而是宾利小姐,既听不出达西先生话中有话,又因玛丽的确大出风头而气闷不已。
她也想学着兄长那样,做出一些评价,可偏偏玛丽说的东西,一个未婚小姐全然不曾关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