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去地里挖坑刨坟的人一回来，就开始吃早饭。

早饭过后，执事的会把帮忙的人做一下调整安排。指派谁接客、谁招待客人、谁烧水送水等等诸多事物，要做到事事有人负责有人干，不能凉了场子，怠慢了前来走亲戚的客人。像孝子们一般都不另外安排别的事，只安心跪着陪灵就是。

程戬的文化程度在家族里算是较高的一个，还会耍个笔杆子。像家族里过白事，也就是丧事，如果程戬该不着陪灵，执事的一般都安排他写前来走亲戚客人所属村庄的名字。因为过白事，来的客人多且杂，而且带来的提包也多。哪个村庄的写上哪个村庄的名字，方便客人走时容易找到自己的提包，不至于拿错了。

程戬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去管物品的人那里要一张草纸，多次折叠起来，裁成一张张长五六厘米，宽二三厘米的条子，对齐整扎在一起，一头用白线缝起来。然后再让人做一碗用小麦粉熬制成的浆糊；再找一个刷子。这些东西都准备妥当后，他就搬一张小方桌，找一个小板凳，来到胡同口的一边坐下，等着买卖的开张——客人的到来。

假使负责接客的小a拿着一个客人的提包过来，到了程戬面前，把提包往桌子上一放，同时嘴里说着“甲村的！”程戬就提起笔，工工整整地在先前准备好的小纸条上写下甲村的名字，撕下递给小a。小a接过纸条，另一手拿起浆糊碗里的刷子，往白条的反面抹些浆糊，然后往提包的一面一贴，又提起包到专门登记客人姓名的地方去了。

一般情况下，一家亲戚来时并非是一个提包，而是三四个或者更多。等程戬知道了这家亲戚的村庄名字后，先写下一个条子给接客的那人，然后再写第二张、第三张。客人有几个包，就写几张该村的名字，一个个都贴到提包上去。为什么一家亲戚会有那么多提包呢？以程戬家为例子解释一下——

假使程戬的姥姥去世了，他一家自是要去走亲戚；但是他的二大伯、三大伯家也要跟着去的。那俩家也不是空手去，也是要带礼金的。每家就会把钱单独另放在一个包里，与程戬家的提包一同被接客的接走。这就是为什么一家亲戚会有多个提包的原因。接客的知道他们三家是一家，等提包上都贴上沙滩村的标记，并把包里的礼金拿出来给登记的人后，接客的人会把他们三家的提包一起扎起来，以方便他们吃过饭离开时更容易找到自家的提包。这样做也不会出什么差错。

很多客人到来后是要被响器班迎接的。被迎接的客人一般是来走亲戚的老少女婿们和一些朋友。他们手里的提包，骑的座驾（一般是自行车，现在多是电动车）被接客的接过来之后，则站在胡同口等响器班的吹手迎接着进入过事人家的家里。

响器班不是白吹吹打打地迎接你的——任何的风光体面都是有代价的——被迎接者得给响器班的人两盒烟和数额不等的小费。烟的价位不定，但最低得跟得上或超过当地消费者的平均水平；小费的数额也不定，你根据当地的大致标准，来个大差不差就行。程戬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不流行给吹响器的人小费，九十年代才开始给个一块两块，到现在的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不等的钱额，那是一路狂飙着往上翻着涨。这也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的一个标志；但也是攀比之风畸形发展的一个体现。

那些朋客（朋友型的客人）是最受响器班欢迎的主儿。如果前来的朋客是一个有头有脸，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那更受响器班的垂青。所来的人假使是一个乡长或县长，响器班则会出动多个战将大张旗鼓地出来迎接。高亢嘹亮动听的唢呐声，笙箫的舒缓悠扬附和声，棒子、锣鼓、铙钹的恰当配合声，那是让前来祭拜的客人满有面子。一曲音乐过后，打扮得还算入时、长相也算有几分姿色的女歌手，献媚一样不遗余力地再热情洋溢奉献一曲。卖力地唱完之后，她会说些令来宾极其舒服自得的赞美词。乡长县长那可都是要面子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况且人家响器班的人锣鼓喧天地迎接你奉承吹拍你，马屁拍得直白不拐弯，漂亮妹子“对你爱爱爱不完”地唱着抛媚眼，对你一脸的崇拜，恨不得钻到你怀里撒娇浪叫呻吟。你说你一个公众人物拿个十块八块的打发这些极度热情的人能行吗？显然不能！

上世纪九八年左右，新阳县一个在职的某局局长突然猝死，县高官前去他老家祭拜。没想到响器班会给他整这热情的一出，让他一时骑虎难下——县高官哪像小老百姓衣兜里都装个百而八十的钞票以应付不时之需呀！他的衣兜里一般都是空空如也。因为他不用提着篮子每天到菜市场去买菜；本地的商场他绝对不逛——除非是考察；再不就是有电视台的摄像机跟踪着在作秀——他没花钱用钱的地方，装钱有啥球用？兜里毛壳没有的县高官在那女歌手的吹捧下尴尬在了那里——人家美女拿着麦克风真诚地说着，喇叭里也哇哇地响着县高官是县里的人头，小费也不能和普通老百姓在一个台阶上。人家就差扑到县高官身上往他衣兜里掏钱了。

县高官也不在乎那百而八十的小费，三百五百给你他也不会眨下眼；但关键是他兜里确实一分钱也没有。你让他情何以堪！也多亏他的司机是个本地人，知道当地的规矩和习俗，就赶紧进来保驾护航，替他拿了一百元的钞票给了响器班的人。否则一个堂堂的县高官要在一个小乡村里丢大人了。

如果过事儿的人家有三四个儿子，而且个个有本事，有身份、有地位的朋客多不计数，响器班仅仅这个额外小费的收入就相当可观。所以有实力受欢迎的响器班，里面成员的收入也是不菲的。

程戬混得不好没钱的时候，看到人家五十一百的票子往口袋里装个不歇火，心里羡慕得要命，直赞叹人家有这个发家致富的本事。

响器班里的人，都是脸皮特厚，嘴特能说会说的角色。女成员的脸皮更得是厚如城墙，导弹都打不透，还要善于撒娇卖乖，献媚取宠，卖弄风骚。长相应该说得过去，最好是妖娆妩媚动人心弦人见人爱的那种类型。还得会煽情，会创造气氛，能巧舌如簧，狐媚撒娇都得在行。长相一般也可以，只要有脸皮，敢说会吹，说起谎来朗朗上口，不让人一眼看穿都能多得小费。恭维得再肉麻，甚至达到了黄色的地步也问题不大；哄得客人心甘情愿多掏钱就是一种本事。

世上的人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你天生是吃什么饭的，就好似老天注定一样；真不是强求的。程戬纵是羡慕人家响器班成员的高收入，但他没有干这一行的一点潜质，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等所有客人都祭拜过后，就是发丧（也叫出丧）的时候了。孝子们在家集体祭拜后，会有人把早已做好的孝棍——把高粱杆截成一米多长，上面粘贴上细小的草纸条，整个看上去毛茸茸的样子——一人一根发到孝子手里；大堂兄则会得到一个长长的幡子。农村中所说的打幡儿，就是手持这个物件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引领着灵柩往前行。只有长子才能有这个权利，其他儿子是轮不到的。像二堂兄也是二大伯的亲儿子，但他手里只能拿个孝棍儿。所有的孝子集体大合祭，也只有大儿子上台领祭，其的孝子都跪在后面时不时地跟着大儿子的动作或作揖或磕头。

执事的让人把堂屋门前的灵堂撤去的同时，喊堂的会领着孝子们去大街上祭拜抬棺材的架子。老子的棺椁要放它身上抬到坟地里去，也是一个出力的工具，不能让它白出力，祭拜它也算是犒赏它——孝子们都磕头作揖讨好你了，老兄可得好好干，别操蛋，顺顺当当地把老子送到坟地里去。

这架子由两条长长的粗厚板子（莫如说是大木杆）做主杆，中间部分用小方木板贯穿起来，把两条平行的主杆固定牢固。前后两边各有四个带着铁环的能够灵活拆卸的抬杆。一根抬杆上一前一后需要两个人抬着，整个架子需用十六个人，前后各八个。

以前农村出殡都用这种笨重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没人用了。一是现在人都懒，不愿意再出笨力抬这种东西；二是农村里几乎家家有四轮拖拉机，谁家死了人过丧事，棺材往拖拉机的拖斗上面一放，开着往前行比用人硬抬轻松多了。现在出租的出殡车更省事省力，上面有个简单的吊车，装卸棺材很方便。如果出丧时没有响器班的演奏，出丧车上一般有个播放令听者深感凄婉、哀怨、悲凉、忧愁、痛心的乐曲的音响设备；一路播放着前行，悼念的效果也不错。有了能节约体能的途径，谁还出憨力抬沉甸甸的棺材呢！

现在也有提供过事儿用的锅碗瓢勺、桌椅板凳、孝衣孝服、灵车灵棚、厨师杂役等一条龙服务的。主家只需往外掏钱，其他事情自有专业的团队帮你把事情办得稳稳妥妥漂漂亮亮。社会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都在想着法子挣钱了，为了省事省工，不再拘泥于以前的固有老旧模式；都在马列主义灵活运用。用最有效也最简洁明快的形式达到应有的目的。总之，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现在政府提倡移风易俗，红白喜事都不能大操大办，不能互相送礼，也是在刹越演越烈的攀比之风，净化社会风气。于是现在县城里过事儿都不敢请响器班了，而是租用一个可以放出多种乐曲的音响设备，可以随心所欲地播放唢呐演奏或者戏曲歌曲，与响器班的效果不相上下，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浓墨泼彩且不厌其烦地把农村里曾经存在过或者正在延续的东西展现出来，不是在褒贬什么，而是在叙述一个现象。至于哪种形式更好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更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团结，这个笔者不好妄下评论。因为很多事情向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不好哪种东西更有生命力更符合历史潮流，或者更乐于被老百姓接受。那就用存在即合理的观点看待这些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