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货运码头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扩展了三倍，还是显得有些拥挤，交易市场则扩大了近十倍的规模，随之而来的，市舶司的规模也不短的扩大，总人数已经超过了两百人。

商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协调商贾之间的纠纷，帮助收取商贸赋税，确定商贾应该缴纳的商贸赋税的额度等等，很大程度上面，做了本应该官府做的事情。

登莱之地发生的这一切，其他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现的，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商贸赋税。

以南直隶为例子，南直隶的商贸同样很发达，可是商贸赋税寥寥无几，因为南直隶的商贸与士大夫早就联合到一起了，南直隶在京城为官之人，在朝中拼命的呼吁，要求朝廷不能够与民争利，这个所谓的民，指的就是南直隶的商贾，一旦皇上和朝廷决定增加商贸赋税，则在朝中为官的所有南方人，都要跳起来反对。

朝廷需要赋税来维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特别是连年的征伐，消耗了大量的钱粮，无奈的情况之下，皇上和朝廷只好增加田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应该说，大明一朝的田赋也不是很高，如果按照正常的额度征收，农户还是能够承受的，可惜土地兼并破坏了这一切，士大夫家族不需要缴纳田赋，他们拼命的购买和兼并土地，被他们兼并的土地，其田赋转移到其他没有被兼并的土地上面，让寻常的农户不堪重负。

偏偏明末遭遇到小冰川时期的极端气候，灾荒连连，活不下去的百姓，只好造反了。

南方的情况稍微好一些，气候没有那么极端，百姓勉强能够活下去，北方就不行了，粮食产量本来就低于南方，连续数年遭遇到灾荒，有时候甚至是颗粒无收，不要说缴纳赋税，就连活命的粮食都没有，根本无法维持。

皇上和朝廷也数次免去灾荒地方的田赋，但免去田赋没有丝毫的作用，因为绝大部分的百姓和农户已经没有粮食吃了，要么等着饿死，要么就是铤而走险，或者造反，或者成为土匪，才有可能活下去。

收不到田赋，朝廷没有银子赈济灾民，眼睁睁看着大量的流民出现。

按说这个时候，朝廷应该调集南方的粮食，救济北方，可惜的是，一旦皇上和朝廷有了这样的打算，身为南方人的朝中官吏又蹦出来了，大声疾呼不能够与民争利，坚决反对征调南方的钱粮，因为征调南方的钱粮，必然会侵犯他们的切身利益。

风雨飘渺之中的大明王朝，就是在朝中这一帮大臣的疾呼声中，完全走向了覆灭。

而叫得最欢的朝中官员，就是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为主的官吏。

东林党人本就是商贾与落魄的读书人相互结合的产物，一旦掌控了权力，他们就要拼命的维护自身的利益。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吴宗睿对东林党人和复社极其的不感冒。

登莱之地不一样，吴宗睿身为登莱巡抚，从发展商贸的那一天开始，就明确了征收商贸赋税的制度，赋税的额度是十抽一，从海外来的某些商品货物赋税，甚至可能达到五抽一，这样的赋税额度是不可动摇的，如果某些商贾无法承受，那就不要想着在登莱之地做生意了。

增加商贸赋税的同时，也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努力增加百姓的收入，增强购买力，这样商贸才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商贾也才能够支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