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陈老师一边拍手，一边抽空在一块移动白板上随手画着图形。

于是，又有三个患儿向她所在的方向看。

紧接着，那个进行配合的生活老师开始一下一下撕纸片，并且撕掉一些就向空中抛。

陈老师又按下笔记本电脑的鼠标，开始放一段听着很舒缓的音乐，放了几秒钟，停下，又放另外一段明显变得激烈的音乐…

就这样，十几个孩子，其中十个左右的注意力终于被吸引到陈老师身上，不过却足足用了超过五分钟，并且她和生活老师使用了不下五种不同的方式。

我看着，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

太可怜、太艰难了！

这些孩子太可怜，而以张院长和陈老师为代表的康复中心教师，她们的工作太艰难。

孤独症患儿之所以可怜，甚至我认为比那些已经确诊为智力低下的残疾儿童还要可怜，是因为，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孩子的智力并不低下，甚至远超常人。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自闭症患儿中超过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多比例，并没有纯智力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存在治愈后和正常人完全一样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给家长和老师带来的希望，却比绝望更折磨和残酷！

因为希望终归只代表一种机会，却并非一定会发生的事实。

比起来，如果确认自己的孩子属于弱智群体，或者自闭症中的智力低下儿，家长也就认命了，并会针对这种已经确定的‘绝望’，为孩子设计为来。

而希望呢？具有可治愈性呢？具有恢复正常状态生活的机会呢？

这些不确定性，就像一点点星火在患儿亲人心里燃烧，未曾熄灭，但却始终没有真正燃烧起来，吊着你，苦着你，给你希望又不让希望轻易成真，甚至大多数就会这样一辈子耗着，并且耗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

二楼是教室、多功能活动区、训练间以及水房和储藏室。

我和瑶馨被带到左手第三间教室，门口站着已经得到通知的两名老师。

她们的年龄都不大，看样子和我差不多，只比瑶馨稍稍大一两岁，站在那里充满青春活力。

张院长介绍，两位老师一名是负责康复训练的老师，一位是生活老师。

双方打过招呼，我很礼貌地问，“张院长，两位老师，对于孤独症患儿的情况，还有怎样治疗孤独症，我只是一知半解，完全的门外汉。而且这次来的仓促，我提前没有任何准备，所以很可能需要向大家请教。”

她们几个都说江先生客气了，有问题可以随时和她们沟通，只要知道，一定会尽量解释清楚。

我点点头问，“两位老师，据我所知，对于孤独症儿童的治疗，好像属于那种不存在一定之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式，是不是这样的？”

见对方点头，我又问那个负责康复训练的老师，“请问陈老师，你们是怎样对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的呢？好像是统一上大课？这…有作用吗？”

听了我的话，张院长点点头，“江先生，很显然您对孤独症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并不像您自己说的属于什么门外汉嘛！”

“张院长过奖了，我真是只是知道大概情况，从来没有机会深入了解。”

“江先生太谦虚了…”

张院长笑笑，“陈老师，那您就向江先生和瑶馨小姐解释一下你们平时的工作吧，江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至少让我意识到，在我们国家，老百姓对于孤独症的了解的确太少了，是时候向大众普及普及了。”

那个负责康复的陈老师就说好，并示意我和瑶馨等人跟她一起去教室。

进到大门里，陈老师指着一群大概有十三四个，年龄在2岁到5岁之间的孩子，说，“江先生、瑶馨小姐，你们能看出这些孩子有什么特点吗？”

我和瑶馨便带着她的问题凝视这些孩子。

看了几分钟，我发现这些孩子都在干不同的事情，找不到共同点。

比如，有的孩子嘴里不断重复着一个字、一个词、甚至一句诗，不断重复，一遍又一遍，好像永远也说不腻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