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内战打了个两败俱伤，白焕章军宪司的绝密军报，说是古斯塔夫大帝还受了伤，生死未卜。马城随手将密报扔进火盆，盎然起身，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征服世界的脚步，一如当年称霸世界的蒙

古人。

同一时间，京城。

京师这儿，内城不是一般百姓能住的，能住进去的都有点身家，住外城的，就多半是些重地的苦哈哈了，出了城就全是高梁花子，虽说是天子脚下，如今也不比外地强上什么。

京城这地方好的就是商贸发达，几家凑一凑，买头耕牛，买几匹挽马，骡子什么的都很方便。

这个年代，农具和畜力的缺乏是最明显的，很多地方还在使用石犁来犁地，耕牛缺乏，几户人家能共用一头牛，那就算是富裕地区。

从西周之后，这片土地上就没有大规模，产业化的农庄农业，各家各户一小块地伺弄，弄好了温饱，弄不好全家饿死，不然就造反，逃荒。

所以大明开国之初抑制土地兼并，百姓还有活路，国力也是蒸蒸日上。可是一旦土地兼并开始，再遇到灾荒的年头，大面积的减产导致无数的百姓破产，然后农民委身豪强，国家收入税减，更进一步逼迫自耕农，让更多的自耕农破产，托庇于豪强之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的恶性循环下来，大乱大治，几千年下来，令人思之而抚腕痛恨。京师到底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畜力农具比起别的地方要好的多，土地也是巴水的平原，虽然不比关外的肥沃。也不及江南的土地有河塘泥当肥料，总的来说，比起西南，西北，燕赵大地的耕地还是蛮不

错的了。但耍命的是水利工程。大明政府的财政系统一团糟。整个户部就是一个大型的会计部门，负责计算收纳，根本没有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财政进行统筹规划，没有户部的支持，工部当然不会出头来负责兴修水

利的事，而把这种事推到地方官员头上。地方官员也不傻，他们只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伸士交结到了，不惹麻烦，再清正廉洁一些，断案的那种黑心钱不捞。三年下来，一个卓异的考评就稳稳到手了，谁去帮老百姓挖沟通渠的，这不是有

毛病不是？

官府不出头，地方上的水利建设，就主耍是靠乡伸带头了。

江南地区做的最好，河塘沟渠多，不修断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仲多，民智开通，而且，最为要紧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沟渠。当时种地，可没有农药化肥。土地高产不高产，全凭粪肥往上堆。当时俗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宁愿憋着，也不能把粪便便宜给外人。拾粪也是门职业，农闲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着粪筐到处拾粪去

，说起来也是生发。除了粪便，河缩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时清淤翻挖上来堆到地里，效果不比粪肥稍差。这样一来，江南地区不必太多鼓动，年年疏通河渠已经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河网密布，天生的养人的好地方，明初时

候，松江和苏州几府交上的粮食几占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产如此之多，也是异数了。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亩最高能收六石粮，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坏，开发过度，原本汉唐时的水利工程无人维护，干旱的时候没水，下雨的时候坡地积不住水，没有植被吸收，没有河流蓄积

，又容易冲坏田地，形成水灾，每年种子种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开眼，正常年头，七八斗一亩，五六斗一亩，甚至三四斗一亩，都是常态。江南一亩，可抵西北五六亩地，也是稀松。所以西北，特别是陕北和晋北地方，是明朝最为凄惨的地区，收成少，费力高，几乎是十年九灾，正常年头，也就是勉强温饱，稍遇灾害，就得准备啃草根树皮。超过几年的大灾一来，只能靠朝廷赈济，

不然的话，就得逃荒。

于是大明乱起西北，亡于西北，这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