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城对此极为赞成，到底是执掌京营多年，做过大都督的大明显贵，久居京师对文人那一套也极为熟悉，做派自然与毛文龙不同。中原王朝对于修史是极为看重的，大明的读书人将之发挥到了颠峰，阁臣入阁只前先要修史，从翰林编撰做起，大明的翰林官也是被称之为储相的显贵族群。

修了史书，自然便占据了大义，做什么坏事都理直气壮了。

李乘阼到任之后从江南请了一为大儒吴钟峦，携一众弟子入倭主持修史，大儒吴钟峦其先人吴肇，为建文帝大臣，靖难之变后隐居不出。少年时候，喜欢读《坛经》，又好讲黄老长生之术。后来在东林书院听了顾宪成的讲学。

叹曰：“保身养性，取之儒学就可以了，不必远求佛教和道教。”

于是拜入东林党门墙，为东林重要人物李应升座师，而与东林诸公高攀龙、缪昌期为善，然而却没有出仕过。马城倒不至于容不下一个与东林党交好的书呆子，让这等书呆子去教化倭人，正是其所长。

吴钟峦是资深儒生，推行的是儒家治国理念仁政。

吴老先生和一众弟子研究出来的结果，倭人有三成是秦人血统。

马城知情后心情颇有些古怪，然而大计已定，剩下的就是技术性问题。吴老先生也不含糊，亲自制礼乐、定律历、敷文德、颂武功，事必亲躬，是马前卒，唯大帅马首是瞻，再无半点东林党人的矜持，言语之间对大帅是很景仰的。马城一笑，这位老夫子也是个识趣的人，能在倭国开宗立派，吴老大人当也心满意足了。

吴老夫人大唱了一番中日友好，李承阼却翻脸不认人，有些倭人学者写文章犯忌，便干脆一刀咔嚓掉。这种敲山震虎的把戏，李侯爷玩的得心应手，一时间倭国清静了许多。崇贞六年二月间，李承阼在倭国兴大狱，一些倭国最知名的学者，僧人被处死，受到牵连的所谓叛党分子有一万多人。

连番清洗，倭国局势稳定下来。

崇贞六年二月末，李承阼在日本初造学宫，吴老夫子亲自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豆、登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设置彰考馆，由老夫子门生朱之瑜任主编，聘请朱之瑜指导，编纂鼓吹《日本史》，其影响直至后世数百年，朱之瑜与同为德川光国编撰《大日本史》的安积澹泊、木下道顺、山鹿素行结为好友，并创立了水户学派。

儒教，从此在倭国盛行起来，后世反倒比大明儒教还要兴盛繁茂。

崇贞六年三月初，缅北之乱平定。

明军在缅北的平叛更加果决，入缅明军与四川秦氏护矿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并进，大军铺开连成一线进入丛林，每日只前进五里却战果斐然，大批缅兵，叛乱土司兵被赶出密林，聚集到缅北几座重镇。

秦邦义自大明境内，率八千余兵自戛鸠渡大金沙江，深入缅属孟拱、孟养土司地带，缅兵原驻数千兵都退至新街附近的老官屯，并未在此设防。而此时南部明军一万五千余人，造好战船水陆并进，由野牛坝出蛮暮，在两江交会处甘立寨，发生激战，明军以火炮击沉缅兵十三艘战船，击退了拦截的缅甸水师。

明军水师由大盈江出至大金沙江，陆上兵马也到达新街附近，并派数千兵渡江到西岸哈坎扎营，打通水路，控制两岸。然后派兵两千接应秦邦义南下。秦邦义在水师掩护下指挥北路军与新街、老官屯缅兵主力决战，年轻气胜的秦邦义甚至率亲兵过江东，至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缅兵这时也打探清楚明军进攻方向，几乎调集齐主力在新街、老官屯一带夹江与明军对峙。明军此次平乱，名义上动用步骑五万，但因为后勤限制，实际前线只有不到三万兵，扣除畹町驻兵两千以及普洱驻兵三千，出关只有两万五千兵，再扣除沿路台站驻兵四千，新街、老官屯前线清兵只有两万，其中还包括水师一部。

然而缅兵，土司兵并不擅长野战，因此明军始终保持着碾压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