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将定价权握在手里，拿捏奸商，这又是一个大杀器。

大明朝可不是后世的法制社会，还有法律的漏洞可以钻，掌握了定价权的官府会和你讲道理么，不可能嘛。官府制定一个最低收购价，你出的价格低了，百姓便将粮食卖给官府，想收粮只能比官价高一些，什么，你敢哄抬粮价么，试试看官府的刀子利不利，以南居益的性子多半会一刀两断。

定价权是好东西呀，马城得意，将一扇大门在南居益和台湾官员面前，徐徐推开。

这是明末，还是崇贞四年的明末，粮食定价权是掌握在哪些人手中的呢，奸商。马城坚决的认为在大明朝搞什么自由定价权呢，自由定价权只会导致奸商横行，尤其是涉及到救命的粮食，发国难财的奸商不要太多。将定价权收回来，日后早晚会出现物价局这种大杀器，时逢乱世，由官府掌握粮食定价权便很重要。

马城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懂官府收回定价权，将对大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只是因势利导，利用后世的知识影响这个时代，至于因此会衍生出什么样的问题，那是巡抚衙门属员该考虑的难题，久居上位，马城早已懂得为上之道，切不可事事都要亲自过问，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家去办，上位者只需要因势利导，做到这四个字便足够了。

马城能确定的是这个定价权之争，免不了会天下震动，招来士绅阶层的反弹。

却不在乎，民意反弹又能如何，能挡的住重骑兵么，真有一日老子坐了天下，早晚要收拾那帮江南奸商。

清人是如何对付江南奸商的呢，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呀。

明朝收商税，江南人不想交，一拖再拖导致大明灭亡。

后来江南人觉得清肯定会像明那样好说话，甚至比明还要好，所以清过来的时候江南人高兴坏了，以为收税的大明灭亡了，来了一个不收税的，可惜清来了以后比秃尾巴狗还横，比狼还狠，可不像明那样好说话。

想像明那样拖延不交岁，拖出去砍。

想像明那样上街示威，拖出去砍。

想私下议论，坐牢杀头。

以为清像明那样，你不交税皇帝只是骂，只是生气却不会下狠手。

清可不管这些，不听话就杀，杀到你们听话为止。

如何收税，在马城的历史知识中，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极好的，前世大清的摊丁入亩，也不过是将一条鞭法完善了，张居正是个大能人呀。马城曾经在万能的读者文摘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清初，是完全沿用了大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征收田赋。

大明的一条鞭法，是把部分丁银摊向地亩征派，但不彻底，弊端较多。

清朝将一条鞭法彻底完善了，采用固定全国丁银征收总额的办法，取消了按丁按地分别征收赋税的双重标准，使征收内容、征收程序和征收方法更加简便，税负降低，有效限制了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转嫁丁赋、苛剥百姓、中饱私囊的不端行动。其后又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完成了赋役合一的摊丁入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培植了税源，国家税收大幅增长，财政状况显著好转。

清朝的商税有盐税、关税、茶税、酒税和当税等，税目比以前历代都多，税额也逐渐增大。万历五年，大明一年税赋收入，岁入三百六十七万两，两千六百万石粮食，未分水稻还是小麦等作物。雍正年间，清一年税赋地丁银收入三千万两，盐课加关税五百万两，粮食收入更多。

总的来说，清朝年间，货币交税提高了大约十倍。

如何收税，清人早已经给出了答案，照着做就是了，马城忍不住露出森森白牙，敢抗税就兴大狱，杀几个脖子硬的便可。

正月十五，红毛城，台湾镇军大营。

新婚的郑芝龙忙的脚不沾地，清点提取大批军械，准备等到春暖花开时装船，运往山海卫，再由山海卫运往铁岭卫。十万杆新式火铳是从葡萄牙人手中购得，耗银一百六十万两，葡萄牙人狠狠赚了一笔，却也解决了开原军的换装问题，买枪远比造枪容易多了，前提是葡萄牙人愿意卖。

这就是郑芝龙的能耐了，重金买通了镜壕的葡萄牙总督。

来自大明的定单可也让葡萄牙人大发横财，高达一百六十万两银子的定单，让葡萄牙人疯狂了，甚至打算在镜壕建兵工厂。以开原马氏多年的积累，一次拿出一百六十万两银子也很困难，还多亏了南居益的接济。

无论如何困难，第一批购置的五万杆新式火枪已经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