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案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被害人张某在逛商场，田琦从侧后方绕到他前面，朝他的小腿跺了一脚。被害人只骂了一句“你神经病吗？”随即就被田琦以凶器击倒。

凶器是田琦随手从附近的体育用品柜台中抄来的一根棒球棒，当时后面还有正在追赶并大声呼喊的售货员。看见田琦行凶的这一幕，售货员便吓得没有敢靠近。

田琦不止打了被害人一棒，被害人倒下后，他还用球棒反复敲砸其头部与身体，手段异常残忍，最后的场面也是惨不忍睹。就连赶来的商场保安都被吓傻了，觉得手脚发软。

根据商场的监控录像显示，攻击时间大约持续了九十秒，被害人应已当场死亡。然后田琦扔掉球棒，用脚反复跺被害人的尸体，就像要踩平地上的什么东西。他跺了大概五十秒左右，全身几乎都跺遍了，然后才若无其事的转身离开，嘴里还在嘀咕着什么，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制伏并逮捕。

案件发生的过程非常短，警察来得其实也很快，这家商场内就有派出所设的治安值班室。警察是用电击棒将田琦击倒并制伏的，当时田琦手中已没有凶器，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状态。

在审讯过程中，办案民警就发现了田琦的精神异常。在回答为什么要杀人时，田琦自称：“我看见那个家伙全身都不舒服，他不应该从这个世界里冒出来，我必须要把他打下去、踩平才行。”

这哪里是杀人啊，简直就像在游戏厅里玩打地鼠游戏。经过调查，田琦跟被害人张某也毫无关系，以前根本就不认识。

看到这里，丁齐做了几个深呼吸，暂时平复一下情绪。从专业的角度，他必须要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材料上介绍了嫌疑人从小到大的三个案例，没有介绍的情况不知还有多少，丁齐首先做出的判断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反社会型人格的特征，通常是指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无视法纪，不仅极端自私且冷酷无情。但在司法实践中，它通常并不是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鉴定人不仅要鉴定嫌疑人是否“有病”，更重要的是鉴定他做出危害行为时，能否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重点在于“事发时的状态”。

反社会人格，在医学角度可能是一种精神障碍，但当事人通常是具备行为辨识或控制能力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司法上不能免责。至少在刺伤老师这个案子上，田琦目标明确、思维逻辑的内在关系清楚，情绪、动机、行为有高度的一致性。

田琦当年能逃脱刑事处罚，只是因为年纪尚不满十四岁。但是在他十六岁那年发生的第二个案子，进行了精神鉴定并得出了结论，再加上尚未年满十八岁，所以仍然逃脱了刑事处罚，只是接受了强制治疗。

后来他还能顺利出院，像正常人那样活动，看来父母是花了大代价的，包括治疗和诊断方面，也包括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赔偿方面。至于刚刚发生的这个案子，初步推断，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狂躁发作，也有可能是妄想性障碍。

具体怎么回事，要拿到详细卷宗进行分析，并对嫌疑人进行实际问讯、测试后才能得出结论。须知这与刑事审讯中遵循的“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同，精神病司法鉴定遵循的是“无病推定”，首先并不将嫌疑人看做精神病人。

这份简单的材料，是刘丰让丁齐提前熟悉情况用的。导师当然不会给他太难的案子，而且他只是三位鉴定专家中做陪衬的一位，这只是让他去积累资历。

嫌疑人有既往精神病史，案发时的行为又非常典型地符合精神病性特征，这个鉴定从专业角度看并不复杂，但丁齐合上卷宗后却深深叹了一口气，心情难免沉重。

理论上讲，鉴定人的职责就是鉴定嫌疑人在案发时的行为能力，还有案发后的受审能力与服刑能力等。他们并不是法官，只是给法庭提供专业鉴定材料，说明嫌疑人在特定时段的精神状态，不应带个人感情甚至是某些道德责任色彩，这是专业要求。

司法鉴定只是法庭证据之一，至于怎么采用这些证据，如何考虑社会影响、减少社会危害，从而做出最恰当的判断，那是法官的责任。但大多数时候的实际情况，法官就会直接采用鉴定结果进行判决，让鉴定人感受到他们不仅是在鉴定，同时也是在裁决。

虽然专业性要求鉴定者不能有个人感情色彩，但丁齐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也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个人情感。在他看来，如今的法庭引用鉴定结论时，主要都强调责任能力，在判决与执行实践中，却对另一项更重要的鉴定，也就是社会危害性鉴定的结果不太重视。

丁齐感到心情复杂的原因，也与田琦的父亲有关。此人名叫田相龙，材料中虽然没有介绍田相龙的具体背景，只提到了名字，丁齐也不认识他，但是早就听说过这个人。

刘丰特意提到的、丁齐所具备的特殊天赋，是他的一个秘密。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丁齐能进入别人的精神世界，宛若身临其境。

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既是对现实的投射，又是内在的自我，特定精神活动状态下所呈现的景物，或支离破碎、或荒诞不经，似梦又非梦。

丁齐是在学习催眠术的过程中，发现和发掘了自己的这一天赋。当对方进入深度催眠的状态、他同时也处于极度专注的状态下，便能进入对方的精神世界。这并非毫无依据的幻觉，通过比照分析，他身临其境般所见到的那些景物，直接反应了对方当时的精神活动。

按导师刘丰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客观现象，科学研究角度的客观。丁齐不仅能够重复这一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又有客观存在的依据，尽管表面上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刘丰导师同时也说了，这也许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至少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那种特异功能，可能是经过潜力发掘和锻炼所具备的超常能力。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理论上正常人按特定的方式经过潜力发掘和锻炼，也应该能掌握同样的能力。至于能掌握到什么程度，那恐怕就要看天赋了，而丁齐在这一方面无疑极具天赋。就像博尔特百米能跑出九秒五八，但别人很难有这个成绩。

丁齐是在学习催眠术的过程中发现并发掘了这一天赋，而催眠首先是要让催眠对象进入潜意识状态。若用现代技术手段观测，是大脑皮层的活动受到抑制，只有特定区域兴奋。说到潜意识，很多人也许感到很神秘，其实它并不难理解。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有意识活动的同时，就会伴随着大量的潜意识行为，比如呼吸，比如行走，比如骑车。

人可以有意识地进行主动呼吸，比如在紧张时特意做个深呼吸，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会刻意去思考并控制自己该怎么呼吸。

行走则更为典型。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脚步，想着怎么走、怎么跑。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可能一边走路一边想事情、看风景，不需要去注意自己究竟该怎么走路。视觉、体位感觉、运动神经、肌肉群在潜意识状态下自然就完成了这个反射过程。

比行走更有意思的是骑自行车。在学习骑车的过程中，需要时时刻刻保持注意和主动的意识控制，但是等学会了骑车并熟练掌握这一技能时，除非遇到意外状况，人不会也没必要去想该怎么骑车。

呼吸是天生的本能，行走能力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具备的能力，而骑车则是相对复杂的、通过学习获得的技巧。所以说人的潜意识就像设定好的程序，这套程序有些部分是天生的，有些部分是通过学习掌握编写成的。

很多人感觉催眠术很神奇，觉得不可思议甚至难以相信，但其最基本的原理却并不复杂，就是让被催眠者进入潜意识状态，或者说暂时以潜意识代替意识。至于怎么实现这一目的，则是具体的催眠技巧与方法，因人而异。

丁齐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得非常好、非常快，并且有了独特的发现，导师刘丰从原理上也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成因。

丁齐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熟练掌握“共情”的技术。所谓共情，就是体验求助者的内心如同自己的内心，但又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和认知，知道那并不是自己的内心。

丁齐施术时足够专注，他本人也进入了一种清醒的自我催眠状态，过滤了自我情绪，无意识地运用了共情的技巧，从而“感觉”自己进入了对方的精神世界，如身临其境般观察到对方的精神活动。这几乎是所谓“共情”的最高境界。

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当然都应该掌握通过诱导、暗示、自由联想等手段，让患者进入放松、调整身心状态的技术，催眠术只是其中之一。而对于丁齐这样的心理咨询师来说，日常工作中是极少使用催眠术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催眠术经过舞台表演和各种影视作品的渲染，给普通人所留的印象过于夸张和离奇，催眠师简直成了耍神棍的，这难免会让求助者产生误会。在国内的现实情况下，这也可能会导致各种误解和纠纷，对心理咨询师本人不利，更别提施术不当的情况了。

而且催眠术在实际工作中并非最有效、最方便的心理咨询手段，还有其他很多种更好的手段能够运用。

复杂的专业知识且不说，仅仅是时间控制一项，催眠在心理咨询中就是难以接受的。催眠师需要足够的耐心使人进入催眠状态，并进行细致谨慎的潜意识调节，并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就能成功，而心理咨询师却要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会谈。

所以丁齐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从未使用过自己的这一天赋。在心理健康中心，至少在心理咨询工作中，也没有任何咨询师使用催眠技术，甚至院领导都特意给大家打过招呼。

在镜湖大学心理专业教学中，也从未设置催眠术这一课程，无论是本科生还研究生对此都不做要求。丁齐学习催眠术，是为了解和掌握这一心理专业领域的技能，是导师刘丰私下教他的。刘丰也只是小范围内教了少数学生而已，这不是教学任务，教是情份，不教是本份。

很多人是通过影视作品了解催眠术的，可能会有很多误解。其实人的潜意识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不会在催眠状态下受催眠师的操控，去做那些本不愿意的事情。比如刘丰导师就说过，不可能在催眠状态下去控制一个人去抢银行，除非这个人自己恰好正打算去抢银行。

但是催眠施术不当，确实会导致不良后果，所以催眠师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之一，就是给予的暗示性诱导必须是正面的、健康的。“除非这个人正打算去抢银行”就是个例子，催眠师是绝对不能给这一类暗示的。

关于催眠术导致的“不良后果”，刘丰也讲过一段让丁齐哭笑不得的往事，那是刘丰的亲身经历。有一次刘丰去老朋友家做客，朋友的孩子是个程序员，听说刘丰是传说中的“催眠大师”，非要缠着刘丰把自己给催眠了，好体验一番所谓的催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