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黄二杆子便也与众人约定，要如以往那般对这事守口如瓶，便也散了。黄昊倒是想着这些人都是积年的老匪，恐怕都不用黄二杆子提醒，各自回家了依旧还是如往常般生活，根本都不必交代才是。

接下来的几日，别人如何倒也不说，黄家上下倒是如常。黄昊父子整日早出晚归，天天守着即将丰收的田地，杨三娘和黄母在家也把是家中事物操持得妥当，顺带着还把黄昊原来住着的偏房重新拾到了一番，甚至黄母还把黄昊睡的小床给拆了，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架香樟木打制的架子床，里外布置一新，黄昊的婚房便算是成了。

转眼便到了七月中旬，一连碰上五个大晴天后，田中的水稻便也算是真正熟透了，顿时整个杨家村内外差不多五六百人，便也齐齐撒在了村前村后的稻田当中，以饱满的热情和喜悦的心情迎接起了丰收。

也不知是因为今年本就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的关系，还是因为老天的确喜欢偶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黄家的收成居然是整个杨家村排名第五的，他家的十六亩粮田平均下来每亩的收益居然达到了三石七斗（不足四百斤）。

也即是，光是黄昊一家的十六亩粮田，便收了将近六十石的新稻谷。

而也是到了这时，黄昊这才知道，为什么黄二杆子会说作田也是一门好营生。新粮收下来才没两日，便是水汽都还没完全脱去的时候，便有粮商赶着牛车，载着一车车的铜钱来村中收粮，开出的价钱赫然是足足一百九十文钱一斗新谷，一石稻谷可卖出整整一千九百五十文钱。

说起粮价，这里确实要多说一句，这北宋前期的时候，粮价倒也较为低平，比如说宋太祖平河东之时（965年前后），由于当时地广人稀物贱，米一斗也不过十余钱，后来到了太平兴国年间，如华容县所在的荆湖地区，便“官卖盐斤为钱六十四，民以三数斗稻价，方可买一斤”（也就是差不得二十钱一斗），再往后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米价便升至差不多每斗七十文左右，这之后米价虽有波动，但峰谷低谷相去也不算远。

直到进入北宋后期，也既是政和年间，粮价也才因为蔡京等人大造当十钱、夹锡钱搞出通货膨胀的缘故开始大幅攀升，如政和五年时，整个河北路的米价就没下过每斗百二十文，后面到了靖康和乾道年间，更是一度飙升至每斗三、四百文之高。

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大宋内有摄政晋王赵福金稳固朝野，外有辽王黄杰平定辽东，也才让粮价开始缓慢回落，至于以后会回落到怎样一个程度，却也不得而知了。

只不过，粮商开出的价钱好是好，却是只能与各家做约，不敢开秤收购，莫约等到了八月初二这天，县中下来了新的粮食经办和皂役，将村中该交的公粮和秋税收了之后，各家各户也才把多余的粮食卖与粮商。

当然，众人也没忘了赵押司的事儿，旁敲侧击的一打听，却是哪怕华容县里报请江陵府发了六路海捕，至今也不曾寻见他的踪迹。而县里府库的亏空，则听说是赵押司家中的娘子又是破家，又是变卖了祖产，最后居然硬是给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