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奥斯曼帝国仅剩的领土，小亚细亚半岛上，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大概都有一百万人，占整个半岛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这点跟突厥人口在保加利亚的比例近似。既然保加利亚人可以屠杀突厥人，那么突厥民族屠杀东正教族群，更不会手软了。

六十万从黑海地区调回来的軍队，不但没有帮助奥斯曼帝国镇压叛乱，反而助长了叛乱，说到底还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整个国家秩序都有可能崩溃，引发了严重的危机。

国际舆论严正关切。

希腊国王不能坐视不管，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他已经让希腊人不满了，这回他挽回了一些威望，他公开对奥斯曼帝国进行谴责，任何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都能引起希腊民族主义者的欢呼，甚至新生的保加利亚人也为此欢呼。

但真正让希腊国王赢得赞赏的是，他宣布直接派军舰进入了奥斯曼港口伊兹密尔，虽然引起了奥斯曼帝国的不满，但希腊国王却宣布，不是为了占领奥斯曼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东正教民族。

他宣布希腊将为上帝的子民提供庇护，希望奥斯曼政府帮助希腊人集中到伊兹密尔，然后乘坐希腊商船到希腊避难。希腊国王的态度，被欧洲精英赞赏，也平息了希腊民族主义者的不满，但突然大量涌入希腊的人口，却引发了希腊人口危机。

几十万上百万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帮助下，从他们的家园向伊兹密尔迁徙，然后乘坐希腊政府雇佣的商船，紧急前往希腊避难。

希腊只有三百万人口，却要短时间内收容近两百万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这种困难不言而喻。

历史上，希腊在1920年代，以450万人口规模，容纳120万移民就已经十分吃力，而且还是将本国20多万回教民族交换给土耳其的情况下，现在则是生硬的将本国人口三分之二的难民带回希腊，短时间内物价暴涨，房屋租金暴涨，各种生活物资都迅速上涨。

而希腊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破产，引起了严重的人口危机。

成为保加利亚大公之后，周成功统治下的国土翻了一倍，如果算上马其顿的占领区，人口也翻了一倍。

但这是以他个人为纽带的两个不同国家，而且分歧越来越大，希腊、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互相敌视。

希腊人甚至开始对他这个国王有所不满，尽管战争中希腊的领土也有所扩大，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部分色雷斯地区，将边境从奈斯托斯河推进到了埃夫罗斯河，但希腊民族主义者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希腊付出的大，收获的小。如果不能吞并保加利亚，至少也应该得到大片保加利亚国土，毕竟保加利亚都是在希腊的帮助下，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但在巴尔干问题会议上，却让保加利亚得到了大部分独立后的土地，希腊几乎没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任何收获，如果说有，那也是国王个人的收获。

日益成熟的民族主义时代，国家的事情，已经不是国王个人的事情了。

希腊民族主义本就是最先觉醒的，而且作为巴尔干地区仅次于塞尔维亚独立的国家，希腊民族认同，是周成功乐于看到的，这有助于凝聚希腊国家，但民族主义狭隘的一面，又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因为那会排斥其他族群，会让国家分裂。

即便在希腊半岛，历史上也只有南部地区始终保持了希腊文化，北半部被斯拉夫化，奥斯曼人的政府，虽然带来了回教信仰，但依然没有同化希腊，尤其是希腊南部，依然牢固的保持着东正教传统。

越来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坚信这样一句话，“是希腊人就是东正教徒”，这等于将非东正教徒排除出了希腊人的概念之外，由于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五百年的统治，希腊境内生活着几十万非东正教人口，这些人中有从小亚细亚半岛迁过来的突厥民族，但更多的还是皈依的希腊人，如果将这些人排除出去，对希腊的人口损失太大。

周成功没有宗教和种族偏见，在他看来，那些包着头巾在工厂里工作的女工，跟不包头巾的女工，对国家的意义是一样的。他一个中国人在希腊很难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因为民族主义越狭隘，越不可能支持他。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得而知，但奥斯曼帝国也是接受这种观念的，甚至发过来发扬光大，“是东正教徒就是希腊人”，这是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未必是奥斯曼帝国对希腊民族有多么偏爱，更多的可能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希望自己的欧洲土地上的民族成分更简单一些，让奥斯曼帝国就两个民族，一个是信仰回教的突厥族，一个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这样在行政上更容易管理。

周成功以前也推行奥斯曼的既定政策，坚决认为巴尔干地区信仰东正教的人口，都是希腊人，希腊国土，至少是国王直属的雅典区对东正教徒，无条件开放，吸引了大批人口。

可保加利亚的独立，让这些政策，彻底成了历史。保加利亚人现在就是保加利亚人，他们不再是希腊人了，他们还排挤希腊人，将希腊的宗教首领跟突厥官员一起驱逐，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