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也有一些资产积极代表开始在议会中活动，在议会中发表演讲，认为沙皇绕过议会颁发的法律文件是无效的，提出了立宪约束沙皇权力的呼声。一些社会活动家在四处活动，呼吁进行更彻底的改革，甚至有激进派提出要废除沙皇统治。

舆论中开始出现大量不同的声音，惊醒了沙皇，他突然意识到，事情并不想贵族们说的那么简单。

沙皇召集了一些议会代表，尽管不可能同意这些人约束沙皇权力的主张，但是了解到了一些更真实的情况。农民们是普遍反对将土地归还地主的，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势必引起内战。

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一个笨蛋，笨蛋不可能在历史上废除农奴制，而且他其实也是支持农奴制改革的，他只是希望做出一些调整，不过于削弱贵族，贵族毕竟是他的统治基础，他需要重新平衡一下贵族和资产阶层的力量。

但可惜农民们反对下，看来让地主们重新得到农村控制权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避免内战的扩大，沙皇紧急宣布，废除之前的贵族归回法案，地主财产回归，并不包括任何已经被农民分掉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过去是村社份地还是地主的庄园土地。

但沙皇还宣布，地主可以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城堡和住宅，甚至收回一些确认是他们过去建立的工厂、磨坊等固定资产。

冲突迅速平息，尽管零星的反抗依然有，比如有些霸占了地主家磨房的流氓富农，他们不肯归还，甚至那些“老子就是占了你家屋子”的无赖汉就是不还，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退让，把地主庄园、城堡用作牛羊圈的农民，让出了这些住宅，将住宅作为自己家宅的人，也大多数选择搬出来。

对于那些冥顽不灵的，并没有动用軍队，调动少部分地方警察就把事情解决了。斯佩兰斯基建立起来的严酷法律还没有废除，流放北极圈的做法依然有效。

俄国的内战没有爆发，这让俾斯麦极为失望。

随着俄国渐趋平静，俾斯麦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德意志的内政方面。

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官，但他的出身，家庭文化，以及个人的野心，让他不愿意过平静的生活。

他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有史以来第一次，德意志民间涌现出了要求统一的呼声，而且最终他们选举普鲁士国王作为德意志皇帝。

沙皇之所以支持贵族返回农村，是因为随着沙皇控制了俄国争取，许多流亡在国外的大贵族都回到了俄国。

他们回来了，但他们的财产却被斯佩兰斯基分给了农奴，他们的权力被斯佩兰斯基废除了。但这些人更接近沙皇，他们天天游走在沙皇的宫廷之中。

沙皇这段时间也是动作连连，他在让自己的老师茹科夫斯基稳定内阁的同时，却在中高层动作不断，撤换了彼得堡、莫斯科等重要省区的高官，沙皇有这个权力，因为俄语语境中，高官的概念是省督，监督的意思，是沙皇派往地方行使权力的官员。从这一点的意义上看，他跟英国女王派到印度的总督，俄国沙皇派到波兰王国的总督是一样的。

这些代表沙皇赶往地方任职总督的，正是一个个过去的大贵族，他们并非没有行政经验，恰恰相反，他们在沙皇时代都是大官僚。俄国的文官在过去也主要是贵族组成，而且许多是军事贵族，退役后直接进入文职工作。所以在可以允许贵族退役之后，越是家族背景深厚，能为自己在政府中谋取到职务的军官越是容易退役。那些底层军官的服役期并没有缩短，甚至有所延长，因为他们退役后，找不到事情可做。

撤换了重要地方的总督之后，沙皇大概觉得自己基本上控制了俄国的政权，加上这些贵族的奉承，以及外国领事的拉拢，让沙皇的心态有些改变，变得不那么小心谨慎了。

但更重要的是，就在俾斯麦在乌拉尔地区考察期间，沙皇头顶上最大的阴影，斯佩兰斯基在彼得堡皇村病逝了，他的死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病死的，有的说是遭人毒死的。

反正不管怎么死的，沙皇都说不清楚，因为有人愿意相信斯佩兰斯基这种人的死，肯定不可能正常。

权臣一死，沙皇更加无所忌惮，由于政府机关中充斥着斯佩兰斯基留下的官员，让沙皇始终不放心，他更信任那些贵族，可贵族们告诉沙皇，没有土地和财产的贵族算什么贵族。

而且他们举出各种例子，世界各地废除农奴制，就没有俄国这么残酷的，完全依靠剥削社会良知的贵族来改革农奴制，普鲁士改革农奴制，属于贵族的领地都是需要农奴赎买的，英国更是直接把份地交给贵族，把农奴赶到城里做苦工。

贵族们掌握着话语权，在报纸上影响舆论，并且一再的向沙皇表示，贵族也不是要从农民手里重新获得封建权力，只是想拿回他们无可争议的财产，那些属于他们的私产。而且在各地成为省督的贵族们反馈，认为俄国农民是朴实的，讲理的，他们对于返还贵族土地并没有意见，一切都是斯佩兰斯基的残酷统治，连农民也深受其害。他们列举了许多农民对斯佩兰斯基不满的例子，还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农民去莫斯科向沙皇请愿。

政治工作做到这种程度，飘飘然的沙皇，说是被贵族集团蒙蔽也好，说太过天真也罢，他经不住贵族的劝说，签署了一份法令，将贵族财产归还地主的法令。沙皇真的相信，他们是在充分保证了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返还地主财产的。他所做的，不过是纠正过去的错误，绝没有反对农奴制改革的意思。

斯佩兰斯基培养的官僚集团也好，资产阶级也好，都太过稚嫩，以及充满懦弱和妥协。沙皇犯下这个错误，这个官僚集团和资产阶层负有一半责任。

他们才成长了短短的五年时间，指望他们有多成熟也不可能，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在俄国政治中活跃了几百年的封建贵族阶层，于是他们在舆论上，政治上全面败退。

当沙皇宣布说，过去要通过议会的立法程序，现在必须收归沙皇，他们没有敢反抗，资产阶级议会在斯佩兰斯基时代，就是一个只会举手的形势机构罢了；官僚集团也没敢反对，那些从中产阶层中选拔出来的官员们，他们面对旧贵族势力的反扑，他们束手无策，充满了恐惧，所以在沙皇更换各省省督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现在发展到旧贵族终于要收回他们的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