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学校中，中国学生的比例更大，他们在乡村读书识字之后，就进入这些学校读书，然后大多数是奔着考取官员的考试去的。因此有些在乡村学校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就会被家庭拒绝送到县城读书，哪怕县城的学校也是免费的，但总是要支付他们的生活费，而且会损失一个劳动力。

相比中国人，其他族群送孩子来上学的比例更低，俄罗斯人就低很多，鞑靼人族群就更低了。学校里大概十个孩子中，只有两三个俄罗斯人，鞑靼人有时候连一个都没有。尽管可能也跟中国话教学有关，但这种教育上的差距，十年之内就会加剧种族间的不平衡。

俾斯麦断定，在一代人之内，中国边疆地区，就会因为各种不平衡而产生问题。

在乡村地区转了近百年，吉普赛人终于要离开中国，双方在边境城市萨马拉分手，中国人在城市的管理相对松懈，他听说这里执行的是一种另类的保甲法，不是每家发一个门牌，而是十家一个牌，由牌长管理，也是将十家的家庭情况记录在案，但城市的保密意识更强，这些信息并没有悬挂在门外，而是在牌长处存放，牌长也不是天天巡查，而是在有刑事案发生之后，才会加强巡查。

萨马拉城市规模并不大，在俄国人时代这里就不是一座大城市，现在同样不是什么大城市，显然中国人的移民，主要开发的是农村，开发的是土地资源。

一些工商业也建立起来，为铁路服务的机车厂，造船厂，银行，各种商铺等等。俾斯麦没有见过俄国管理这里时候的情况，但想必不会比中国人做的更好。城市给人的感觉十分繁杂，中国人、俄国人、鞑靼人都有，中国人甚至都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大概占到一半左右。

但中国人在商业上，基本上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从城里的商铺招牌几乎都是中文，就能判断出来。

俾斯麦本想在萨马拉多留几日，详细考察一下中国的市民阶层的生活，以及中国人对城市的管理方式。

可是他却不得不尽快赶回莫斯科去，因为俄国出现了大事，沙皇出台了一项政策，要求农村村社归还原来夺取贵族们的土地。

俾斯麦觉得这可能会引发俄国内乱！

这里的族群信仰复杂，主要信仰东正教和回教，过去俄国将信仰东正教的划分为俄罗斯人，信仰回教的称作鞑靼人，现在中国人将信仰东正教的也称作俄国人，信仰回教的称作回人，可实际上他们的语言复杂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现在都被中国人用高强度的乡村管理，控制在村庄之中。

俾斯麦觉得，这就好像一种变异的农奴制，他很确信这一点，因为他发现，村庄会组织村里的青壮工作，并不给他们支付工资，组织他们维修水渠，修建城墙等公共工程，甚至谁家盖房子都是大家一起劳作，他们称之为“帮忙”。

农奴制色彩稍弱的是，这种集体劳作并不强制，如果劳力去了城里打工，也不会招回来服役，这并不是法律义务，而是一种习惯上的义务。

虽然在所有民族中实行的一种模式，但俾斯麦还是发现了不同，中国村庄周围的田地经营的普遍更好一些，不但庄稼的长势更好，就连渠道等公共设施的状态也更好。而俄国人聚居区的公共设施条件就要差一些，水渠里长满了草。一些其他民族状态更差，有的甚至田野都是荒芜的。

俾斯麦总算看到了一些危险要素，他认为随着时间的退役，这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最后产生民族矛盾。

中国也设置了管理水渠的官员，但他们只管干渠部分，官名叫做渠正，这些渠正根本不管进入各村农田之间的灌溉水渠，他们只负责干渠维护，水闸的正常开闭等工作。

随着回教民族甚至俄国人对自己村社管理的劣势，他们的财富水平肯定越来越差，民族矛盾就会爆发。而且优势民族会对劣势民族产生歧视，排挤等现象。俾斯麦发现政府唯一的防止措施是禁止土地买卖，否则土地肯定早就开始兼并了。

土地虽然没有兼并，但俾斯麦看到了人口兼并现象，他发现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移民，开始吸纳周边其他民族的妇女。中国人的种族观念似乎很淡薄，他们不介意跟异族通婚。这跟欧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俾斯麦可是知道在波兰地区，西部的德国人看不起波兰人，不愿意跟波兰人通婚，而东部的波兰人又看不起乌克兰人，不愿意跟乌克兰人通婚，同时所有民族都看不起犹太人，没人跟犹太人通婚。除非特殊情况，优势民族绝不会娶劣势民族的女子为妻，特殊情况则是守寡的大龄中年男性，或者身患残疾的情况。

这里的中国人不一样，即便是健康的，家庭条件富足的男性青年，他们也在娶其他民族的女子，但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娶第二个妻子。

他们实行的竟然是堕落的一夫多妻制！

由于语言沟通不便，俾斯麦看到的往往流于表面。其实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还是很强烈的，别说当地的异族，对整个欧洲人都有歧视，称白种人为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