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取小忍轻声说道：“他们很快就会过去吧，别理他们。”

沈宸哼了一声，说道：“日本女人真是不可理喻，一副奴才相儿。日本人也真是厚颜无耻，靠女人去卖春来强国，还一副得意的样子。”

香取小忍愕然，不明白沈宸这话是什么意思。

由日本长久以来的娼妓历史中，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繁盛和衰败，与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

日本男人为了主人牺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则为了男人奉献身体。

渐渐的，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都成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

这也为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春，为了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军妓奠定了基础。

日本女性觉得既然为了家庭可以卖身，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呢？

于是，甘愿成为日本政府振兴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了海外。

这些日本妓女又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1830年前后，黑奴贸易近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华工和印度劳工的崛起。

华工和印度劳工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渲泄口”。

于是，大量华工和印度劳工的移住，形成了都市社会，就为娼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正因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基本上与华工和印度劳工活跃的地区相重叠。

另一方面，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劳作。

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对日本娼妓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当时日本的媒体也曾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卖淫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也就是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正是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积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当时日本妓女的卖身钱，对于日本的富国强兵政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没错，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惯于从女性身上下手。

南洋姐的足迹，遍布南洋各地，马来、新加坡，当然，少不了最近闹得很凶的菲律宾。除了南洋，她们也北至西伯利亚，西抵夏威夷，东履好望角。仅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便超过十万!

直到一战结束后，日本才稍稍收敛，不再明里暗里鼓励，南洋姐的数量才慢慢减少。

日本政府为何收敛?却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压力。

一战之后，日本跃入列强之列，总该有个列强的样子，脸皮多少得要一些。

其实，起初也并不在意，可其它列强实在看不过眼。你这以本国女子卖淫致富的家伙，与我们并列，我们的脸也被你丢尽。

于是，在列强指责下，日本政府才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因此盛况不再。

而大量南洋姐返回日本后，她们却受到全国人民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的排斥，她们必须在偏僻的地方孤独的生活。

曾有一部获奖的电影《望乡》，便反映的就是这段惨痛的历史。

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

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据说，一个研究南洋姐的日本女人曾到南洋寻找“南洋姐”的墓碑。

当看到所有墓碑都朝向一个地方，她欣喜的说道，定是朝向日本吧。结果，随行的人拿出指南针，愕然发现，恰恰相反，竟全是背向日本。